余安然  李向前  张伟  高秋萍（天津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2020年，全球最大的事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发传染病给人类带来了重重挑战。人类不仅要直面来势汹汹的疫情，还要适应被重构了的生活秩序，更要在心理上克服对疾病和未知的恐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抗疫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能生存下去，也为了疫情之后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人类必须全力抗疫。但是，社会的资源并非无限量，每个经济社会都有其自身禀赋，每个理性决策都是在一定资源下的最优化问题。在抗疫方面，也必须要有侧重点。那么到底是重预防还是重治疗，就成了逃不开的话题。

目前新冠肺炎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拓展而来的，比如仓室模型类研究，这类研究通过将人群分成不同的仓室，以数值模拟的方法观察经济社会的变化。其优点是能充分探讨各种可能的情况，缺点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学含义。另一类研究是根据经济学研究拓展而来的，这类研究将疫情冲击视为外生冲击或自然实验，通过宏观经济模型或微观方法进行研究。其优点是有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做支撑，缺点是和自然灾害下的经济学研究区别不大。而我们使用的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模型，是在17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出现，在19世纪末被引入寿险领域的经典健康经济学模型。这一模型改进了原有人力资本法低估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并结合公共卫生领域的知识，对人类生命价值进行了科学估计，是同时具有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基础的研究方法。

我们从健康经济学的角度，对重预防还是重治疗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边际支付意愿的计算，得出了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等不同健康改善措施的经济学价值。研究发现确实是预防的经济学价值更高，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治疗更受重视，我们作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引入行为心理学中认知偏差的概念，并采用秩依效用框架加权的方式拟合这种偏差。结果发现，确实是认知偏差导致了人们更加重视治疗。而后又使用新冠肺炎的数据，考察因认知偏差而产生的经济学价值扭曲。结果显示，相比预防，治疗的边际支付意愿上升了更多倍。由此可见，目前的公共卫生资源分配存在问题，重治疗的局面需要改变，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公共卫生领域加强预防环节的建议：第一，要强调预防在“健康中国”中的统领地位，树立防患于未然的观念。第二，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进一步简化疫情上报的流程。第三，要加强疾病预防环节的立法工作，继续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第四，要推进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将大数据等技术运用其中。第五，要培养顶级的公共卫生人才和队伍，在教育、选任和激励等环节上向公共卫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