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炎  陈昆亭(云南财经大学)、庞尧（浙江工业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近期金融经济周期（FBC）理论领域的前沿问题有：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的新逻辑是怎样的？现代金融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脆弱性、投机性构成经济波动的内生性诱因，过度的短期波动性是否正成为引致长期经济增长下降的新机制？对此，可以从以下有别于传统理论逻辑的角度进行思考。

经济增长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年代，供给不足是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而在后工业化阶段，产能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制约经济增长。传统宏观理论主要关注供给侧的影响，关于消费需求的假设过于笼统。但现实中人们的需求行为有着复杂的结构化特征，且对大多数一般商品的需求有几乎绝对的上限（饱和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对具体商品的需求的有限性。陈昆亭和周炎（2020）给出如下逻辑：在需求有限性假设下，商品总需求的有限性决定了产业发展的上限及其倒U形的周期特征。总体经济增长的实现是全部产业增长的总和，依赖于两方面因素：非饱和产业增长期的长短、非饱和产业增长率的大小和非饱和产业数量；新生产业出现的频率越高，或新产业发生的时间越短，则总体经济增长率越高。

由此有以下推论：（1）长期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社会需求。需求是推动生产的根本动力，没有需求的创新无法获得支持；超过需求的供给不能通过市场出清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同样无法实现。创新和生产无法得到实现，经济增长就会停滞。（2）现实经济中既有纵向的技术进步，也有横向的创新。纵向的技术进步带来需求增长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且倾向于挤出就业，扩大收入差距。而社会财富的过度聚集引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横向的技术进步促进社会总需求增加，推动经济增长。（3）规模确定的经济，新产品的需求饱和前，拉动经济增长。市场规模越大，平均饱和期时间越久，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期越长。需求饱和后，该商品失去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

近年来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主扰动源。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出现“投机过度伴随着实体经济日益衰落”的现象。本质是，金融市场中复杂的衍生产品的最终标的资产是实体经济增长。实体经济的持续衰弱造成资产价值的连锁下降，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应对波动和危机的货币政策逐渐形成低利率的趋势；利率的负向扭曲又进一步恶化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形成的基础。如此形成“螺旋式”萧条路径：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与长期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递进，形成“负向下沉螺旋”。该机制包括三个逻辑环节：（1）中长期向下有偏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2）在后工业化阶段需求有限性前提下，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衰减是在过度投机的金融环境下，金融衍生产品标的资产贬值的微观基础，因而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3）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存在向下有偏的依赖性和惯性，会进一步加深危机。在西方经济中，有偏的政策形成的本质原因是政策被资本左右，并衍生出有偏政策的惯性和依赖性。

有偏的政策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引致长期经济萧条。最优的应对措施是：坚持价值体系长期稳定的规则性政策。稳定的价值体系、鼓励长期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