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斐  钱非非（南京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加大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方向和任务。随着我国粗放式发展达到极限，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重工业发展方式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如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环境政策，以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试点单位制定完善的低碳发展计划、配套相关支持政策、建立低碳产业体系、统计与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以及积极提倡居民绿色生活。随着环境法规逐步完善，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短板日益显现。发展环境友好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各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服务业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滞后。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要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速服务业发展，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此背景下，我们以2010年推行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将该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其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扩张的作用。减少环境污染，除了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清洁技术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我们还构建环境技术变量，对这两种主要的环保途径展开实证分析，探讨低碳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升和环境技术发展两方面的政策效果。

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试点城市比非试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高约2.58%。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性，我们认为：首先，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作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继续推广；通过全面推进低碳城市政策，带动产业结构服务化，提高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其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环境技术变量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我国在发展环境技术方面的投入尚有欠缺。在今后的低碳建设中，我们建议政府应继续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积极促进环境技术的发展，加速形成“结构”与“技术”的双重低碳保障。最后，我们在不同城市规模下对政策效果展开异质性讨论，发现低碳城市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一类大型城市，对于人口规模小于100万的中小型城市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实施低碳政策时，应根据城市规模采取相应政策条款，实施低碳政策要因地制宜，与城市规模形成“耦合效应”，每个城市应当根据自身特征形成差异化的低碳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