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南京财经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现实情况表明当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原有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中国制造产生的“挤出”风险、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压制”效应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在第20位，与中国经济总量与贸易规模不大相称。因此，如何提高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2018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征中国出口产品关税，相关学者认为这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为了限制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以防止对美国企业形成竞争与威胁。那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与贸易伙伴国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效应如何？具体又是通过哪些途径产生影响？如果是负向（正向）作用，又该如何有效降低（提升）贸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含量的作用？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基础，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我们测算了多层面的中国在2000—2014年出口41个国家（地区）的产品技术含量及其双边贸易成本，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不管是在整体行业层面还是分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层面，中国与样本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均对中国出口技术含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服务行业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甚于制造行业；第二，将引起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发生变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称为技术边际、结构边际及规模边际，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与样本国整体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成本对其相对应行业的技术边际和规模边际均产生负向作用，其对规模边际的负向作用更大；结构边际的回归结果呈现差异性，基于整体行业和制造行业的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成本对结构边际产生促进作用，但服务行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第三，深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回归分析发现，随着制造业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贸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含量的负向影响先降后升呈“U”型曲线；随着服务行业内部结构不断高端化，贸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含量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第四，考虑到中间品贸易的特性，区分中间品出口与最终品出口的回归结果发现，前者在整体行业和制造行业上贸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含量的负向作用大于后者，后者在服务行业贸易成本的负向作用略微更明显；第五，区分出口空间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负向影响大于中低收入欠发达经济体，但这种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服务部门贸易。

针对以上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贸易便利化协定》框架下，积极参与贸易便利化的相关谈判，与更多国家签订贸易自由协定，尤其对于技术水平高的产品，中国要积极与其磋商谈判，进一步降低双边关税或实施结构性减税。第二，中国需进一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地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升发展中国家（地区）参与贸易合作的硬环境；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软环境，形成参与国际分工的制度优势，从而助推中国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契机，通过市场需求引致中间品创新，最终提高国内中间品的生产率水平，形成对国外进口中间品更大范围的替代以及出口竞争力水平的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