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东(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回顾历史可知，每一次重大经济事件，尤其是严重经济危机，都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尤其是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不断创新。这对本土的经济学研究创新是有借鉴意义的。

1929—1933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在经济学领域引发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长期主导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初期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面临滞胀这种新的经济问题时则左支右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深陷其中。

于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让凯恩斯主义受到广泛质疑，批评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虽然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会不起作用，没有从理性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失业和萧条会不断出现。因此，批评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是不能称为理论的，因为它缺乏原理，只是提出种种政策，所以只能叫做宏观经济工程学。新古典主义者一面批评，一面从理性出发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而且这个主张也被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这样就诞生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从而宏观经济学不再仅仅是宏观经济工程学，而是有了宏观经济学原理，只是这个原理就是微观经济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就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到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理论。DSGE理论除了坚持理性的微观基础以外，还坚持以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同主题适用不同的模型，因此倡导采用一般均衡的思路，建立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经济问题的模型。

尽管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建立了大型的DSGE模型，但是DSGE理论未能预测并阻止2008—2009年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即我国熟知的次贷危机。大衰退让DSGE理论受到质疑和责难，同时连带着经济学的数学化也受到诘难。此后，DSGE理论在建模时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如市场的不完全性、个体的异质性、不完全理性和学习行为等纳入模型中。

梳理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学研究创新或许可以为评判我国本土的经济学研究提供启示。

第一，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其核心理论是稳定的，就经济学而言，亚当·斯密的思想精髓仍然构成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地位。更具体一点，理性原理一直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石。因为世界在变，但是核心没有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变化。因此曼昆才会说：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是微观经济学。《圣经》里说，世上没有新鲜事，看来很有道理。

第二，政策主张和理论原理是有区别的。如果政策主张缺乏严谨的学术支持，那就会有风险：可能此时成功，也可能彼时落败。20世纪50—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正是遭遇了此种窘况。这如同医学一样，如果仅仅根据经验治病，那总会是有隐患的，还是需要靠医学科学来保障。我们不可能称罗斯福新政为理论，而曼昆也认为老的凯恩斯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宏观经济工程学。这样看，我国本土在过去若干年里为很多经济学理论评奖，但是这些获奖理论其实是政策学，是经济工程学，不是经济学原理。

第三，看起来很学究化的理论事实上是很实用的。例如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所有人的预期就结果而言都和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这正是理性预期受到批评的靶点。但是不妨想想高考时学生家长是如何预期各个高校的投档线的？他们不是专家，但是预期非常准确，因为他们购买了专业机构的报考指南。

第四，重大经济事件让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那么在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问题时，本土的学者更应该提出不同于西方的那些理论。比如，当很多论文用DSGE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经济存在向西方国家那样稳定的一般均衡吗？在这方面本土的经济学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