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从学科发展来看，农业经济学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要素配置角度，劳动经济学、土地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逐步从农业经济学中分化独立出来。近年来，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学科细分与内容发展日趋纵深化，如食物经济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产销的空间隔离构筑了市场鸿沟。不仅如此，人们开始关注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如物资储备、农业支持等。当然，对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相关问题，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农业经济学范畴，但是并不妨碍学科自身做出相应反思。

对初级产品而言，价值容器的成本与商品价值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可以忽略的。且价值容器并不同于交易成本，而是市场交易的特定载体。当商品属性越接近抽象事物，那么所需要的价值容器就越小；当商品属性越具体，其交易所需的价值容器就会更大。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仓储设施、交通运输及其他市场支撑手段，都会共同构建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在时间维度上，农业生产的时间特征同样也构成了农产品的价值容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粮食抢购、部分国家农产品出口禁令等并没有改变市场交易，而是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当居民粮食抢购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农产品市场连续出清的价值容器发生了改变，由此前的谷仓转到居民的家庭，那么在特定的截面上，消费变得间断。如果这种间断保持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价格决定，从而向上游影响未来生产。

农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其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农业经济学中，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问题，即农户生计的外部性。在农业领域，规模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特征性的，而投资更多地表现为风险中性，并不是越大的投资越存在“赌徒”心态。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投资规模越大，其风险态度往往是更趋谨慎的。如果不存在规模与损失的简单负向关系，风险中性应当成为不同农业生产者投资行为决定的共同起点。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造成的损失是否需要平等对待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当前，尽管中国生计农业模式规模仍然庞大，但是主要的农产品市场供给者却来自商品农业生产，而非一家一户的生计农业生产。传统意义上，农户生计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予以平衡，但是现代意义上，农户生计的负外部性更应当作为公共政策。

从政策本身来看，由于政策供给的有限性，其分配必然服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结果。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工具来说，这一情况也不鲜见。一方面是农业投资中的锦上添花，使得一批并不具备经济可行的项目得以实施，进而促成了专门以项目申报为名的灰色产业链，最后带来的结果要么是不可持续的烂尾项目，要么是造成政策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农业支持中存在的价值偏向，使得相当数量的非效率生产得以延续，从而在整体上进一步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由于农产品市场存在特定的价值容器，寄希望于理想的市场逻辑来解决农产品市场出清与价值链衔接，在现实中未必尽然。农业政策的工具在运用过程中，由于价值偏向的存在，往往使得农业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创设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分歧。

在此背景下，学科理应为政策改进提供可靠的科学支撑和思想指引。新冠疫情以来，从学科发展角度，在农业资源配置领域，需要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交易中的价值容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此外，新冠疫情对现行农业政策带来的冲击更大，传统的农业政策工具在财政收缩背景下很难继续维系，进一步政策改革的方向显然需要效率优先。从学科发展角度，也需要更新思想，为新冠疫情以后的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