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康  原毅军（大连理工大学）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如何推动制造业升级？》，《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推动制造业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早期囿于技术开发的耗时性和昂贵性，在一定时期内“用要素替代技术”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获取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但长期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发展，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较弱，导致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劣势明显，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另外，从2006年国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建设，这些信号已显示出国家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产业布局政策。因此，在加速实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下，明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廓清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机制路径，对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取得先动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升级主要包括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另外，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谋求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也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内涵。而集聚经济理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主要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据此，我们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外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的内涵嫁接起来，具体而言：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可提升制造业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水平，进而推动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蓄水池”效应，可通过改善资源错配，提升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制造业升级；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可实现制造业的节能减排，促进制造业绿色生产，进而推动制造业升级。

我们以城市空间作为分析边界，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路径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通过携带知识溢出的研发要素流动以及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两条路径推动制造业升级。对此，各地区应加快推进“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协同集聚与产业互动，进一步通过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外部效应推动制造业升级。

但是，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不仅未发挥资源错配的纠正效应，反而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对此，一方面，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制定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源头上减弱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动机和保护主义倾向，减少低质、同构企业“扎堆”集聚现象；另一方面，应从产业发展规律出发，在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良好外部营商环境的情况下，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和自身外部性的作用下自发形成产业集聚，基于市场竞争手段形成对资源的合理配置。

进一步传递路径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呈现倒“U”型的传导路径，而研发资本流动、资源错配程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多阶段动态强化效果，但受到研发资本流动量的门槛约束。对此，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政策，全面把握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形态，减轻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过度集聚产生集聚阴影效应而对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积极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做好研发资本的合理分配，避免出现因资本单向流动而产生极化效应，东部地区也应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可设立创新资金管理专项部门，为实现研发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