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磊  李震林（湖南大学）

《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效应研究》，《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历经了三个阶段。在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8年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期间，微观企业主体的改革并未对整个局势产生较大影响，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国有资产增幅较小；国资局成立之后到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期间，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1994年底，国有企业总数锐减，职工人数随之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下降；在2004年及以后，国资委大力推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并加强一系列外部监管措施，旨在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并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国资委统一监管之后，2003—2011年，全国除金融类企业以外的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上交税金年均增长分别为17.6%、25.2%和19.4%，远高于同期中国经济增速。继而2012—2018年七年间，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依然维持着年平均10.12%的速度增长，但是营业收入、净利润和上缴税费的增长率分别为5.59%、7.49%和5.46%，其中同期央企资产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2.17%，利润年均增长率为7.79%，上交税费的年均增长率为9.31%，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张，营业收入和利润迅速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却不及企业规模。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是否只是通过增加企业规模而提升了企业的利润，但是企业的资本效率并未改善呢？另外，对于统一的监管政策，每个公司的反应情况也会存在不同，那么找到监管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提出“因材施政”的策略，将会对接下来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有实际指导意义。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13）为样本，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有企业外部监管的效果进行估计，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的统一监管能够提高其盈利能力，但是却不能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2）外部监管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时滞性；（3）外部监管对不同绩效的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对利润极低的国有企业有负面效用，但对利润较低的国有企业有一个较高的积极影响，并且该效应会随着绩效的增强逐渐下降。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对国有企业监管改革提出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应该完善现有国有企业监管机制，国有企业从混合监管变为单一监管后，监管的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侧面说明了改革的方向选择准确有效，所以当下针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需要更加注重原有体制的完善，将改革重点向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倾斜，同时考虑到监管成效向资本效率传导存在时滞性，在监管的顶层设计时更需要立足于远期目标，并且适当引导国有企业提高资本的流动性。第二，国有企业的监管需要“因材施政”，对于绩效水平不同的国有企业，改革时应当依据其绩效水平实施分层监管，适当差异化各层的监管策略，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