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利  李玥蓉  李悦欣（吉林大学）

《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

2019年，中国经济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双重叠加作用下，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下行运行态势。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剧烈冲击，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的进一步集中暴露，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政策的驱动机制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就货币政策而言，一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结构变迁均产生负向影响。由经济结构变迁指标的构成分析可知，第三产业部门对利率政策的敏感度明显强于第一、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结构变迁的作用方向均呈现先负后正的趋势特征。这表明不同产业部门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服务业的影响依然较强。由于货币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作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因此，面对目前中国大部分新兴行业的发展远弱于传统支柱行业、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局面，央行可以通过实施精准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让资金顺利地流向小企业，解决新兴行业的“融资难”问题。例如，央行继续推进多种手段 (定向降准、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与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等) 来保持市场流动性并引导利率合理下行，对经济的结构性发展进行调控。

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支出对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结构变迁均产生负向影响。基于经济结构变迁指标构成可知，第一、二产业部门对政府支出的变化尤为敏感。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负向作用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正向作用于经济结构变迁。由于税收通常与物价水平同向变动、与产出水平反向变动，因此，税收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传统产业部门的价格水平与产出水平。财政政策通过自身的结构效应分配社会资源，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对于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刻不容缓。以往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提高了制造业成本，“降成本”目标需要实行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通过增值税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要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以扩大内需，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此外，“补短板”则要求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加强对教育、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入，使第三产业得到更多优惠。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同发展方能促使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从生产制造型经济逐渐转向生产服务型经济。

对比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知，利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作用更强，货币供给与政府支出则能够更为显著地影响经济结构变迁；政府通常采取利率政策和税收政策来调控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化，通过货币供给和政府支出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作用于经济结构变迁，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结构变迁的有效驱动时间更长。财政政策能够直接影响有效需求，在调控经济波动的同时，也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目标；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利率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控，然而，受汇率、通货膨胀等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强，不如财政政策稳定。总体而言，还应实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并配合定向降准等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注重结构性减税，加强专项债对消费和重点基建工程项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