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洪涛  张建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涉及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以容纳就业为例，中国小微企业大约提供了70%~80%的就业岗位，大量的小微企业成为居民收入保障和社会稳定的载体。在经济转型风险以及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冲击。为保障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发挥小微企业就业吸纳作用，政府提高增值税起征点、扩大所得税减半征收范围，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但减税政策能否发挥预期作用，能否稳定乃至增加小微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需回答的问题。

    减税对企业的影响是建立在企业微观决策机制上的。政府对企业减税既影响了企业利润，也带来了额外的现金流。额外产生的利润既可以被分配给股东，也可以留在企业中作为生产扩张的资金。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中小企业由于受到资金约束，一般并未达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最优生产规模。因此，额外的资金可以撬动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意愿。中小企业不同于大型企业的另一特征为它们大多不是资本密集型，因此额外的资金较大的可能被用于增加雇工（支付工资）而非购置设备。当然，额外的减税也可能转变为企业降价销售政策，即税收归宿转变为给消费者让利。减税政策通过企业家决策最终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但政策传导渠道的多样性，企业家个体的差异性都意味着减税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这为实证研究留下了空间。

运用因果识别方法评价政策使经济学研究有别于新闻语言，其代表了研究的“科学性”。经济学也希望借助类似物理学的实验方法，去分离“噪音”，发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往往按照销售额、应税所得额划定了一个享受政策的“门槛”。门槛两侧的企业天然形成了随机“实验”样本。即政策实施前两个企业本身并无太大差异，仅仅应税所得额差了几百元或几千元钱，但政策“门槛”使两个企业受到不同的政策“处置”。二者随后产生经营差异就可完全归于政策处置效应。断点回归即是采用了这样的思想对政策进行因果识别。

税务总局的全国税源调查为政策评估提供了足够的样本。2014年，所得税减半征收的“门槛”为应税所得额10万元，10万元以上的企业则不能享受这一政策，这为断点回归方法提供了“拟实验”场景。断点回归结果显示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平均增加了中小企业雇工的5.36%~5.45%。但减税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明显差别，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就业激励效果，在服务业中效果不明显；细分制造业中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激励效果显著，仪器仪表、医药等技术密集行业效果激励作用不显著；在机制检验中，发现政策带来了小微企业雇工和固定资产投资互补性的增加；但减税不具有价格机制，即减税并未引起企业降价让利于消费者的价格降低。

    总的来看，减税政策在现实世界中传导极具复杂性，经济学希望借助大样本和科学方法给出更严谨的判断。基于数据的研究结果帮助更为客观地看待减税，承认减税对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具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减税政策的边界，不应无限提高社会的减税预期以增加财政压力。减税与政府“新基建”哪个更有效，依赖于企业家投资决策与政府投资行为哪个更有效率。从研究方法本身的意义看，政策制定者也应意识到，基于大数据的严谨政策评估方法，应该嵌入政府制定政策和追踪政策绩效的规范性程序中，而不是让其仅应用在学术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