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玉苗  徐慧慧  周楷唐（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中央企业作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监管的国有企业，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央企业董事长作为其法人代表，对中央企业承担着重大的责任。现有文献对企业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总经理的特征，而缺乏对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特征的关注。我们主要研究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作为重要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强化激励和完善监督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常用的方法。中央企业董事长作为体制内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的身份，存在独特的政治晋升激励。那么，这种激励方式是否行之有效？它在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之间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二个话题。

另外，中央企业的改革是提高中央企业绩效的重要举措，而中央企业的分类改革是中央企业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顺应国家对中央企业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方略，我们提出了第三个研究话题，即不同类别的中央企业在上述问题中有何不同。

针对上述三项研究内容，我们选取了2013—2017 年沪深两市全部 A 股上市中央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倒 U 型；政治晋升激励在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且中央企业董事长上任初期企业绩效有所提高，而在离任之前企业绩效出现下降；竞争性中央企业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受政治晋升激励的效果也更明显。

对于其他值得关注的相关问题，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中央企业董事长上任与离任的表现上， 非竞争性中央企业董事长更多地表现出了任职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竞争性中央企业董事长更多地表现出在任职末期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央企业董事长是否获得政治晋升这个事实在其任期与企业绩效关系中也存在中介效应；政治晋升激励对 50 岁以下的年轻董事长效果更加显著；中央企业董事长的预期任期与企业绩效呈正向相关关系。此外，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最后，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企业绩效指标的替换、政治晋升激励模型的替换、用Bootstrap法进行了中介效应的重新检验以及研究了绩效的滞后效应。

通过研究，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应高度关注中央企业董事长的任期问题。一方面，应合理控制中央企业董事长的任期；另一方面还应对不同任期的中央企业董事长设定不同的考核目标，关注不同的问题。其次，应充分发挥政治晋升激励的积极效应。一方面要肯定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其不完美之处，并辅之以其他激励手段或监督措施加以解决。最后，在未来的中央企业改革中还应高度重视实施分类管理，推进中央企业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方略对解决中央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