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彬  张  蕊  雷  春(太原科技大学)

  《高铁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2016年底，我国高速铁路“四纵四横”规划建设基本完成，当前正处于高铁“八横八纵”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高铁如同血管一般，延伸到哪里，带动着经济的新鲜血液就输送到哪里。高铁以其特有的优势改变了时代格局，颠覆了人们惯有的空间观念，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地理界限。虽然高铁通常是以客运为主，但其可以释放交通资源间接作用于货物运输，从而节约贸易成本、沟通成本和促进知识空间溢出，加速要素以及资源的流动，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重塑产业空间布局。据我国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高铁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而非高铁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则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显然，高铁大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是专门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一种产业，囿于制造业中间需求以及面对面服务需求而形成，具有在生产消费上的时空不可分性，决定了该产业围绕制造业进行布局。

然而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品品质低下、缺乏自主创新、增长动力不足以及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亟需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由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以此促进制造业优化升级。那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制造业升级能否借助我国高铁大发展的现实因素而得以实现？如果是，高铁开通将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制造业升级？是否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作用于制造业升级？此外，在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空间溢出作用是否会得到强化？

基于我国高铁大发展的典型事实，运用我国2003—2016年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我们从供给规模、需求规模以及制造业生产率优化升级视角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联动规律。研究发现：高铁开通通过“同城化效应”促进区域市场潜力提升、通过“生产率增长效应”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以及通过“要素整合效应”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而作用于制造业实现升级。此外，高铁开通后，区域间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显示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负外部性进一步增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则表现为正外部性得到强化的特征。

针对以上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首先，高铁城市应抓住机遇，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分布，改变城市的市场辐射范围，积极利用高铁实现客货分离的有利条件，优化制造业部门的综合技术效率，实现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同时，非高铁城市应注重不同交通方式的接驳，积极融入高速铁路网，降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其次，以高铁发展为依托，各城市应大力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具有优势与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有效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同时注重避免因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而产生的负外部性，防止“虹吸效应”，以此厚植制造业发展优势。最后，国家应继续完善高速铁路网的规划建设，高度重视高铁通车所带来的资源与要素的动态配置效应，逐步引导区域间形成以点带面的格局。高效利用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联动规律，充分释放高铁经济所带来的扩散效应，避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此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