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树金  谢  煜  段  凡（湖南大学），《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原来粗放型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出口产品质量、国内出口增加值不高，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不突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在第28位，与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如何提高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制造业服务化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模式，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9年9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因此，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切入，研究其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对破解我国价值链低端锁定之困，实现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阐述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渠道和机制，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的系统梳理和综述，通过分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及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我们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非单纯的促进效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特别是由于制造业服务化本身具备的技术创新属性和要素禀赋特性，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初期，由于服务化水平较低，技术、知识以及人力资本等高端服务要素投入不足，此时服务化转型可能会导致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运营成本大幅提高，迫使企业降低研发投入，制约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当服务化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要素嵌入制造企业，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将密切耦合，服务化转型通过“破坏式创新”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将更有效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为验证理论分析结论，我们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WIOD 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正“U型”影响效应，技术创新是有效的中介机制，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样本范围、替换关键变量指标以及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区分了贸易方式、所有制类型、融资约束程度和要素密集度特征，对所有企业样本进行划分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具体来说，一般贸易企业服务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线性推动作用，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在服务化初期会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抑制作用，而在服务化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后才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提升效应。国有企业服务化转型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服务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正“U型”关系。制造业服务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度类型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均具有“U型”作用，且随着资本要素密集度的增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效应将会逐渐提高。高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服务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不明显，而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现显著“U型”关系。

为此，政府应当营造良好的服务业发展氛围，提供相应的政策、制度支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协助企业越过服务化“U型”拐点。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当注重技术研发和创新，进一步加快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充分吸收和利用高端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能力，从而激发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效应，实现出口产品质量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