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国  周雨婷（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阻碍，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众多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随着全球化发展，为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获得竞争优势，各国企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全球跨国并购浪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逐渐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以维持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与竞争地位？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当今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考察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我们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区域贸易自由化纳入企业跨国并购的模型，建立一个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分析的面板模型。

基础回归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跨国并购，使得中国企业对缔约方的并购频次平均增加4.79次，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道国（地区）单边的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企业跨国交易的影响显著性不强。回归结果显示，低关税政策与自由贸易协定政策下的贸易环境能够有效驱动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本国和投资对象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现状是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中国的资源禀赋稀缺也会促使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交易，但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行为较少受到投资目的地政治环境的影响。

研究新自贸协定成员“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缔约效应”的可持续性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不到缔约效应效果的2%。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而言，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缔约效应有效持续时间为2年，虽然协定签订在当年和其后二年能显著增加中国企业对签约方的跨国并购，但从长期看，这种对签约方的跨国并购的高增长并没有长期持续。

进一步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缔约效应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的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并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对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跨国并购数量影响并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同本国单边关税水平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存在显著相关性，从系数统计值上看，非国有企业实施跨国并购交易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有更强的敏感性，反映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外部投资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的影响更大。

作为东道国的缔约方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并购对象为非缔约方的交易数量是否存在影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存在排他效应？我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的排他效应的主要作用对象为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成员，且排他效应在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的一年作用效果最大，将在原平均并购交易次数基础上减少5%，但在此之后，作用效果不再显著。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企业与非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并购交易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实证结果同时显示，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交易。

进一步考虑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在克服模型内生性问题后，原模型结果仍然稳健。

近年来，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停滞、多边合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各国纷纷转向双边与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双边与区域合作，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研究结果表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强区域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实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