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明  周彦霞  张建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初，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备的基础设施及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政策等综合发展优势，中国成功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网络，并成为亚太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张蕴岭，2015）。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是通过嵌入亚太价值链来实现的，2011年中国的亚太价值链嵌入度约为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69.5%。考虑到中国嵌入亚太价值链程度不断深化的事实，鉴于亚当·斯密最早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产生效率”的论断，且后续大量文献为该论断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与案例佐证（Amiti et al.，2014)。我们试图探求嵌入亚太价值链究竟对中国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嵌入方式的影响效应是否有所差异？以及行业市场化程度在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劳动生产率效应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嵌入亚太价值链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其一，前、后向嵌入及总体嵌入亚太价值链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嵌入亚太价值链可通过进口技术外溢效应、集聚效应和成本效应三种渠道来促进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鉴于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将如何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课题，我们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前向嵌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渠道，研究显示，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可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倒逼效应三种渠道来促进劳动生产率。其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效应趋于增强。嵌入亚太价值链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各种渠道得以发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具备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保障劳动生产率促进效应渠道的畅通无阻。

    为验证理论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嵌入亚太价值链确实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其中，与前向嵌入相比，后向嵌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意义更为重大。第二，嵌入亚太价值链对中技术行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其中，后向嵌入的提升作用更为强劲，对低技术行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对高技术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除前向嵌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外）。第三，积极推进行业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嵌入亚太价值链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继续通过产业基金支持政策、创新政策等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亚太价值链分工。其次，应积极引导中技术行业全方位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大力支持高技术行业从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避免低技术行业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陷阱。最后，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可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动机、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监督，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捋顺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利益关系，以此从根本上扼制地方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