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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
发布时间:2019-07-19 10:34:51

 康传坤(山东财经大学)、文强(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9年第4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经济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深刻变化,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代际传递性较强、代际流动性较低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严重侵蚀着社会公平正义。

如何打破阶层藩篱、提高代际流动性?进一步放松生育限制或许是可行的政策选项。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量独生子女的出现,使得家庭把可用资源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这可能加剧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降低代际流动性。从理论上讲,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依赖于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个人努力程度,而且上述要素的培养受到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这说明存在着父辈社会经济地位传递到子代的具体机制。与此同时,家庭养育子女时存在数量-质量权衡,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努力程度可视为子代质量的衡量指标,那么独生子女的出现意味着家庭养育子女的数量减少,这可能提高子代的质量,进而提高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由于父辈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资源可投资子女,那么在独生子女背景下,其子代的质量可能更高,这便形成代际传递强化的格局。

这一思考得益于西汉时期推恩令实践带来的重要启示。汉武帝实施的推恩令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下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封地的局面,在新政下各庶子也能参与到诸侯王封地的继承当中,这显著削弱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代际传承。抽象来看,独生子女嫡长子继承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只有一个子女能够传递家庭资源,这揭示独生子女可能降低代际流动性。若如此,进一步放松生育限制,可能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

为了论证上述假说,我们首先测算自1939年以来各出生列队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发现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动趋势。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各出生列队的独生子女比重的变动趋势与之相一致,也呈现U形变动趋势,这说明二者存在某种关联。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实证发现子代与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而子代的独生子女身份将显著强化这种代际传递性,并且上述关系在不同群体中普遍存在。另外,我们发现独生子女身份主要是强化了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独生子女可能加强代际传递性抑制代际流动性,因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导致我国代际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方面,在没有政策干预子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背景下,放松生育限制可能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另一方面,在保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要提高社会的代际传递性,增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性、降低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提高代际流动性并非简单采取某项改革措施就可以在短期内一蹴而就。打破阶层固化提高代际流动性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充分的权衡选择。统筹考虑生育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政策,能有助于构建一个机会更加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