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丁雪 赵奇伟(武汉大学)

  《中国地区宜居度的数量测度与空间效应》，《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

宜居性（amenity）是地区地理经济特征的外在体现，除了决定居民生活质量，还会影响要素流动和经济空间分布。准确测度地区宜居性是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政策前提。宜居性测度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测度方法较为单一，而且测度结果相对贫乏。

明晰宜居性的实质是准确测度地区宜居水平的基础，这不仅是概念上的正本清源，也关系到测度方法的选择。综合现有的概念，宜居性是要素所有者与所在地区经济地理环境的相宜程度的客观反映，宜居性会通过地区的自然环境、消费习惯或生活方式、工资和房地产价格等影响要素所有者的效用或收入，也能对要素所有者的效用进行补偿，以缓和要素所有者对所在环境产生的外生与内生反应。因此，主流的测算方法是模型法，将居民效用水平直接与宜居性关联，数据来自地区宏观经济指标。相较而言，当前国内的测算结果均依赖指标权重法，即根据一定的主观评价理念选择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区位特征指标并赋以一定权重进行测度，数据来自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

根据模型法和地区经济数据测算中国326个地级市1998-2016年的宜居性，并通过中国科学院《中国宜居城市报告》与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结果进行校验，我们发现三种结果相互之间在前50名与前100名均有近60%的一致性，既反映了中国各地宜居水平测算的共性，也说明各自测算方法与结果的个性。根据测算结果，中国各地区宜居水平的数值与变化基本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地理的现状与变迁，即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提升速度快于北方，中心城市与热点城市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同时，一些发生过重大自然灾害地区的宜居水平在当年与随后年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这也反映了模型法测算方法与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性。进一步分析测算过程与结果，发现宜居度的实质是地区效率与摩擦通过人口流动相互平衡的过程，即通过当地有效率的生产（尽量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实现当地居民（尽可能多的）消费水平（社会消费总额），这就反映出地区宜居度是经济个体的一种心理感受的本质与效用补偿理念。地区宜居水平相对较好对经济个体更有吸引力，而随着经济个体的流入，地区摩擦增大，经济个体不断调整对一个地区效用水平的评价，直到所有地区所能提供的效用水平均相同。

宜居水平是地区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也是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参考。根据宜居性的实质，在制定地区宜居水平提升政策时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对那些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社会人文环境贫乏等因素制约而宜居水平存在先天劣势的地区，可以通过改善交通状况促进人口向其他地区流动，减少环境压力和提高政府效率，同时实施更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对于经济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失衡等后天因素导致的掣肘，可以加强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引进、培养与积累，在产业规划与发展方面摒弃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工业，发展优质高效生产的新兴产业，并从提升收入分配比例、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发展商业休闲产业等角度出发制定对策；三是一个地区的宜居水平提升也取决于周边地区，制定地区宜居水平的提升策略时，需要考虑周边地区的策略性反应，因此政策制定最好结合城市群建设等区域性的发展规划，进行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协调联动，提升区域整体层面的宜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