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 王燕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是高质量产品，如何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全社会亟需思考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商品贸易量领跑全球，其中制造业出口规模巨大且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尤其是相对中高端产品质量的反映。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已经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良好的外部环境会为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攀升提供有利条件；相反，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贸易量萎缩和贸易摩擦加剧，则会使其发展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干扰。在此背景下，如何才能减小甚至是避免外部不利环境对国内产品的冲击，也是摆在中国面前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地位的提升，中国遭受的蓄意挑衅事件有所增多，如2018年春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为理解在外部冲击下制造业质量变动的特点和机理，试图得出增强其应对冲击能力的相关启示，我们选取极具代表性的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加以考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危机爆发对各国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恶化了全球贸易环境，危机阴影持续多年仍挥之不去。在此背景下，探究金融危机究竟会对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中，学术界大多侧重于金融危机对企业出口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少关注到金融危机可能存在的“倒逼”作用。同时，结合现实情况看，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制造业受到外部中间品供给冲击作用小，出口额下滑较少，更能抵御危机侵害，并在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面前不断加快创新步伐，满足进口国的高标准要求。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制造业则因过多依赖中间品投入，自主研发创新水平不高，且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承受冲击的能力不够，因此两者面对冲击的反应很可能具有异质性。鉴于此，我们基于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2000-2014）、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和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13）的匹配数据，立足行业层面建立DID模型进行金融危机对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不同制造业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危机冲击可以倒逼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行业提升产品质量。危机冲击主要通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加成率对异质性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存在“金融危机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加成率变化→技术创新/市场份额→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行业质量提升”的传导机制。创新投入存在延迟效应，最终使危机冲击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长期动态效应呈现“U”型特征。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中国应对外部不利因素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体包括：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升级，大力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并在一定程度降低加工贸易占比的同时鼓励其向精细化方向转型；贯彻创新驱动战略，生产者在进口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同时，要注重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加大自身研发力度生产出优质中间品，不断增强自我供给的能力；国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执法强度，减少维权成本，对侵权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消除企业创新活动的后顾之忧；同时需积极增加制造业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并通过教育投入培养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