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屹山 胡茜（吉林大学）,《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谋划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对过去发展阶段的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认知，其中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便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

现有研究或在考虑要素质量的前提下测算要素投入，或直接进行资源错配程度测算。而事实上，利用资源错配模型对错配问题进行研究时，有必要考虑投入要素质量的差异。资源错配模型的主要依据是投入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产出，通过测算要素边际产出来刻画行业或部门间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然而，如果不关注投入要素的准确刻画，将无法量化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质量差异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会影响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结果。比如，作为生产活动的主要投入要素——资本，按照资本质量测算理论，不同种类的资本对应着不同的边际生产力，那么通过区分资本种类而对各类资本进行不同的权重处理，最终形成同质化的资本投入数据，用作资源错配模型下的资本投入项，即可准确分离出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此，我们在Aoki（2012）模型的的基础上加入了投入要素质量刻画，得到对全要素生产率更为细致的因素分解，利用中国1996-2012年八大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行业资

本和劳动错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正负作用，并考察了要素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变动效应和要素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其中工业的资本错配变动效应最大，是经济中资本错配变动效应的主要来源；农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错配变动效应最大；相比资本错配状态的大幅度改善，各行业劳动错配状态仍存在改善空间。

上述结论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继续增强对各投入要素市场的改革力度、进一步降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障碍将会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质量的提升，进而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应当控制政府投资的规模，放弃大规模经济刺激思路，让市场配置资本投资的种类，使得资本产出效率得以回升，进而使得资本的质量提升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各行业中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创造更公平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环境，降低各类企业面临的资本成本，促进企业投资，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最后，相比通过教育带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无扭曲提升，劳动力的自由配置同样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基于此中国应当加快进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消除阻碍，降低劳动者的流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