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韩雷(湘潭大学)、叶金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空气污染问题造成巨大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谈“霾”更是让人“色变”。与此同时，全球资本要素流动产生的环境效应空前吸睛。FDI有效提高东道国的资本丰裕度的同时，还可能对东道国环境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其环境效应错综复杂。自从这一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以来，关于FDI的环境（空气污染）效应的研究不断丰富。

学界关于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主要有“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而这两类观点都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总体上FDI环境效应仍然存在分歧。文献回顾还发现，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FDI对传统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析，对PM2.5等微粒污染影响的研究总体仍较匮乏。并且，大多是基于单一国家数据的分析，没有从国际视角分析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且不少研究没有对FDI影响雾霾污染的机制进行分析，而作用机制不同是FDI环境效应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不同空气质量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结构、环境规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FDI对这两类不同国家的雾霾污染影响在既有研究中鲜有涉及。

FDI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排放规模的同时，相应地也提高了财政资金充裕度，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投入加大可能会部分抵消生产及排放规模扩大的污染效应。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FDI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国家的国际制造业转移，并且大都是污染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因此这一时期的制造业FDI总体上可能起到一定的 “国际污染转移”作用。FDI的技术效应则通常会带来东道国绿色技术进步，从而可能会遏制其环境污染效应，降低雾霾污染程度。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由于经济结构、引资标准、环境规制等方面的差异，其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FDI整体上显著加重了东道国的雾霾污染。在东道国FDI的经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影响总体不显著，这可能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排放规模扩大和治污减排投入增加两种力量拉锯的结果，工业份额上升、环境技术进步则分别会加重、减轻雾霾污染。不同空气质量国家的FDI均显著加重了雾霾污染，发展中国家FDI也会提高污染程度，发达国家FDI的污染效应则不显著。空气质量较高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则减轻了雾霾污染；空气质量较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份额上升会加重雾霾污染，技术进步的环境效应不显著。

上述结论为东道国的引资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东道国应摒弃外资引进的“逐底竞赛”观念，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和环境制度设计，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规范引资标准，进一步减少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FDI的浅层引入，借助FDI丰裕本国资金、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环保财政资金投入和提高污染防治力度。其次，注重引导FDI流向，由流入高能耗产业、制成品粗加工环节为主向流入服务经济、制成品精加工环节为主转变，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大力发展清洁产业，全面扭转FDI结构效应。最后，促进环境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FDI的绿色技术导向和技术溢出效应，鼓励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流程和技术，东道国企业积极借鉴FDI企业的流程技术、排放标准和监管体系，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效应。此外，母国投资者应强化责任担当和维护国家形象，不能将“产业转移”纯粹变为“污染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实现母国和东道国的双赢，真正促进南北国家均衡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