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忠意 黄玉 陈志英 林琳（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关注农民工的金融行为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总量已经达到2.7亿人，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加速，进城农民的规模还将继续扩大。进城农民迁移的主要目的是务工或经商，而以“创业带动就业”对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也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朱红根、康兰媛，2013）。进城农民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但是已经来到城镇务工或经商，并在不同程度上融入城市社会，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劳动者。在城市中进城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留城创业和打工两种方式，由于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进城农民控制的社会资源非常少，所以大多数进城农民创业属于“生存推动型”。

进城农民在城镇打工或是创业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存和发展双重需求压力下，进城农民家庭如何配置有限的家庭资产以同时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对于进城农民家庭这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而言，不论是金融服务供给方的改进，还是制度的改革，都应以深刻了解他们的家庭金融行为和现实需求为基础，否则，不仅服务对象不会购买服务，而且服务供给方以及制度的任何改进都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就是创新创业制度环境是否是影响进城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外部因素，相关家庭金融行为规律的“神秘面纱”迫切需要学界的大量研究来逐步揭开。然而当前国内外的大量研究都是从家庭特征异质性等因素去考虑，极少研究视角从外生制度环境等因素切入，这不得不说是当前家庭金融和“有限参与”研究的一个不足。

基于2011年和2013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共计两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本研究识别了7392户进城农民家庭的家庭金融情况。从统计情况来看，进城农民的主体仍然是打工家庭，而当前至少有24.0%的进城农民家庭进行了创业。从参与动机和持有资产占比来看，创业家庭参与低风险资产和股票的概率及比重均高于打工家庭，总的来看，进城农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明显的“有限参与”特征，且创业家庭和打工家庭在低风险资产和股票的资产选择上表现一定的异质性特征。本研究分别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创新创业环境对进城农民家庭低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参与概率和持有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对进城农民家庭资产参与概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却可能降低家庭资产的持有比重，表明外生的创新创业环境可能是解释进城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有限参与之谜”的重要因素。

现实生活中，进城农民创业的实质是创业者嵌入创新创业环境之中的过程，创业活动从发生前到发生再到结束，都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制度环境因素由始至终地影响和制约着创业者的经济行为。由于创业行为的实施必然需要资金的支持，假如创业行为对创新创业环境存在必然的要求，那么开展创业行为的进城农民家庭的资产选择就会区别于进城打工农民家庭。实证结果也为此研究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创新创业环境与创业行为对进城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且对于低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一个复杂的作用机制过程。

总的来说，实证结果表明创新创业环境能够解释进城农民家庭资产配置异质性的存在，

同时与中国经济转型期特殊的背景相结合，我们从“外生”的创新创业环境视角为研究中国家庭资产选择的“有限参与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以期对后续的系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