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不同年龄组别的城镇劳动者产出效率研究——兼谈对合理延迟退休年龄的启示》，《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国家人社部也提出“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延迟退休何时开始实施、渐进期有多长，未来“合理的退休年龄”到哪一岁，学界研究方案颇多，但未形成统一口径。

来如何安排延退节奏，即何时开始延迟、花多长时间完成延退，持续观察临近退休者的相对产出效率变化（也可通过工资水平或就业率的变化）也有必要。老年人一般工作经验丰富，如果适应了经济发展需要，产出效率与其他年龄劳动者一样有稳定保证，自然地在劳动力市场也会受到欢迎，则延退的市场条件更加充分，实施起来也更顺理成章，延退节奏也可根据这些指标的变化来掌握。反之，当他们的产出效率并未与时俱进，或相对其他年龄劳动者有明显下降，没有适应中国当前或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经验贬值速度加快，以至于其就业、工资收入表现不佳，而年轻人凭借受教育多等优势，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断提高时，实施延退政策或延迟节奏安排过快就可能会面临较大阻力。老年劳动者产出效率的持续改善应是延退的前提条件。

一般地，劳动者“年龄-产出效率”特征曲线呈倒U型，即“中间高、两端下沉”，由于不同年龄组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差异，而社会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条件要求有变化，因此不同时期劳动者“年龄-产出效率”特征曲线也会有变化。反映老年劳动者产出效率的曲线右端“下沉”如果放慢，说明临近退休时产出效率存在改进，无疑有利于延退；如果加快，则说明其效率已在走低，此时不宜简单照搬一些典型工业化国家的目标退休年龄标准，在短期内完成延退工作。应注意到，退休年龄调整轨迹，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差异。后者退休年龄起点本来很高，在20世纪初时大都为65岁，只是在后半叶有所下降，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调”带有恢复性，而中国是基于低起点的“上调”。

2000年和2010年两截面宏观数据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劳动者的“产出效率-年龄”特征曲线也呈倒U型。2000年效率最高的年龄组为45~49岁，尽管曲线右端下沉，但显示高龄组依然有较高效率；2010年效率最高的年龄组为30~34岁，曲线右端进一步“下沉”，反映高龄组的相对效率有所下降。鉴于工资是衡量效率的重要指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2~2012）各年份微观数据也显示，10年间非公共部门城镇劳动者“工资-年龄”特征曲线的变化反映了高龄组相对工资水平在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大概以2009年为界，前期下降趋势在此时止步，甚至开始略有回升，但是否会随中国劳动力人口绝对规模减少而出现上升趋势，还无从判断，仍需继续观察这些指标的变化。

总之，在安排未来延退计划时，不能仅考虑人口因素、养老基金收支的变化，还应考虑老年人相对产出效率（及受其影响的就业、工资等经济因素）的变化，尽量使延迟节奏与其产出效率改善状况相一致。由于效率又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也不能忽视我国低学历劳动者占绝大多数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而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2016年OECD国家数据显示，55~64岁、45~54岁、35~44岁、25~34岁四个年龄组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人数占比分别为32%、25%、19%、16%，而中国分别高达88%、76%、77%、64%。中国“六普”数据显示，即使到2025年， 50~59岁年龄组城镇人口中“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者”人数占比仍接近70%，到2035年占比仍高达50%。OECD国家的老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与其他年龄组差异较小，这可能造成了这些国家高龄劳动者仍有很高产出效率。而中国高效率的年龄组偏年轻化，因此中外差异决定了延迟退休政策必然要基于国情，谨慎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