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洁  杜威剑(山东工商学院),《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

居民的健康是民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居民只有在保障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追求其他权益。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质不断增加，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等后果，由此导致的国民健康威胁作用范围大且后果不可逆，加之对于健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可能发现时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不得不引起各界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指出，环境污染引致的健康后果能观测到的只有一小部分，这说明可量化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提高可能仅仅是环境污染引致的健康威胁的冰山一角。据统计，在2006-2010年间，有高达232起较为严重的恶性环境事件发生，其中，有四分之一涉及到环境污染造成居民的高健康风险，另外有超过30起发展为严重的群体性环境事件，其中，有将近一半涉及到群体健康损害。

2016年8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因此，关注空气污染对于居民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空气污染是否会对居民的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呢？如果会，那么空气污染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居民健康的负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何以解释由环境问题引致的健康威胁大多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再者，我国已经将环境的治理纳入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政府规制能否通过改善环境质量的间接途径降低环境的健康风险，对于空气污染的健康负效应是否具有缓解甚至遏制的作用？为这些问题找到经验证据，即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

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我们将空气污染因素纳入健康生产函数，讨论了环境质量对于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同时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寻找缓解甚至遏制空气污染健康负效应的突破口。结果发现：首先，空气污染会对居民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空气污染程度的提高，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将会明显下降，并且空气污染对于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是长期持续的。其次，引入收入分层模型与社会地位分层模型，考察空气污染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影响程度，发现空气污染的健康负效应存在群体差异，经济社会地位不利的群体因空气污染承担了更大的健康损失，空气污染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健康造成了“相对剥夺”，这将会拉大各个群体间的福利差异，造成环境威胁的不公平性。最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将有效减少空气污染对于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如果各地区有效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将减少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适度的环境规制是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居民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治理环境的必要性。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我们得到如下启示：将GD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标准，并不符合当前人们的民生诉求，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宗旨，将环境问题、民生问题上升到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高度。政策制定者不可以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发展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民生的诉求。加强环境规制的强度，根据地区的发展差异和产业的异质性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这对于居民的健康福利具有积极的影响，最终实现经济-环境-民生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