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军勋  戴锋（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

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仅考察了金融中介（银行）的同质性，而未考虑金融中介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和主观能动性。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中介对市场风险状况是敏感的，进而会影响其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行，巴塞尔协议Ⅲ以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监管体系逐步完善，但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之间交互影响的未知性可能诱使银行风险行为异化，在加大银行业监管难度的同时，也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因此，考察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的合成效应，理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逻辑关系，对我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银行行为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并基于2010-2015年期间国内50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我们借鉴得利斯和卡瑞塔司（2011）的模型，采用一阶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新的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化。在已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以下调整：（1）实证方法上，我们充分考虑资本和流动性约束之间的交互关系，通过构建两种约束的交互项来重新审视双重约束对银行风险行为调整的影响及其货币政策效应；（2）研究内容上，我们主要关注资本和流动性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微观影响，并以此作为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变量，使得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更紧密；（3）研究指标上，我们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倡导的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作为银行流动性约束指标，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指标选取上相对更符合中国银行业实际。

实证结果显示：（1）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银行风险承担继续存在，但其合成效应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意愿有所减弱；（2）不同类型、强度的货币政策在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通过银行微观特征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效果并非对称。对资本充足性监管而言，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掩盖了银行业潜在的资产负债问题，为应对监管压力和稳健经营的需要，银行资本水平的提升会使得银行的投资策略更加审慎，从而降低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而当货币政策较为稳健乃至趋紧时，对市场预期的看好会促使银行扩充资本的同时，加大高风险资产项目的配置，进而加大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对流动性监管而言，净稳定资金比率的提升意味着流动性缓冲的加大，因此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会逐步增强，而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这种影响会相应减小。这也说明了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与货币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保持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妥善协调好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关系。

因此，为了提高宏观金融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监管当局在构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框架时，应重视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所产生的合成效应及其带来的影响，不断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和协调中重构货币政策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在新监管框架下，商业银行只有不断对资本、流动性以及风险承担之间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才能找到其最优经营模式和风险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