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艳 马光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尽管中国地区间发展速度差距趋于缩小,但是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从人均享有公共品的情况看,中西部地区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公共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其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
为了缩小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品供给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近些年来中央在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方面大幅度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16年中西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比重超过了80%。转移支付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对于落后的西部地区,统计数据显示,西部12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不含税收返还)占西部地区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0.42上升至2016年的1.35。
增加转移支付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更多人口和资本的流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可能带来预算软约束,使得财政支出效率降低,且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直接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综合来看,大规模的偏向性转移支付是否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
基于西部大开发这一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年和2010年县级层面的数据和模糊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研究在经济增长的度量上均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衡量方法,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官员考核机制,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篡改GDP数据,导致中国县域GDP数据存在质量问题。为此,我们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数据作为GDP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其背后主要的作用机制是转移支付显著地促进了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增长,但是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有限。
基于实证分析,我们认为新常态下,中国进一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努力:一是,经济落后地区整体上还处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应继续增加对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以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二是,政府应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加大对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力度,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