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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发布时间:2018-01-22 10:26:59

 

付才辉(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8年第1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1776 年发表了《国富论》而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后,现代经济学有两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一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经济学原理》,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古典学派,使得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是瓦尔拉斯在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开创了今天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企图证明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无奈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很有限,瓦尔拉斯证明错了。1954年,德布鲁和阿罗利用数学家的成果不动点定理给出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至此,现代(微观)经济学的“DNA”一般均衡理论基本定型,后来者大多是修修补补罢了。
1929 年,大萧条的爆发打破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诞生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代表的早期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总量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他们试图使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1956 年,索罗使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标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建立了以总供给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Solow,1956),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的系统分析。1958年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教科书,尽管在两个剑桥学派之争中举了白旗,但依然定格了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经济增长领域,紧随索罗模型之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在天才少年拉姆齐的基础上卡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通过内生储蓄率完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史称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RCK。然而,由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递减法则,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无法驱动长期增长。为了突破这一桎梏,其后的70 年代以 AK 模型为代表的外部性增长理论认为,当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各类资本的总和被积累时,正的外溢作用使得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递减被突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AK 模型是向内生增长理论的过渡。得益于微观产业组织理论,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模型完全竞争的假定,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是1989年的罗默模型和 1992 年的熊彼特模型,认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以及质量改进等形式的创新活动是研发投入的结果,激励机制在于持续创新的垄断租金,奠定了解释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机制。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基本范式(Aghion and Howitt2009)。不过,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只不过是增长本身而非原因(或可称为近因),制度才是潜在的根本原因 (Acemoglu, 2009)然而,这些增长理论大都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片段特征为依据。在新世纪初,又出现了旨在对前工业社会的马尔萨斯停滞和工业社会持续增长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解释的统一增长理论(Galor and Weil, 2000)。在发展领域,战后兴起了以旧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第一波发展思潮。旧结构主义败走麦城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被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第二波发展思潮所取代。新自由主义声名扫地之后的新世纪开始,各种取而代之的发展思潮又风起云涌。
差不多与新内生增长理论处于同一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开创了被称之为继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第三波发展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等,199420072012)。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前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没有结构(更准确地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而前者则倡导以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17)。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使没有结构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退化特例。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和模型来表述这种差别之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给定不变的生产函数求解最优资源配置,在这种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则全部颠覆过来——以给定的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生产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这种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付才辉,20152017)。这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根源于林毅夫教授与主流发展思想的根本不同:西方主流理论是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相比缺什么或有什么做得不好,以此来改造发展中国家;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覆过来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有什么(禀赋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把现在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逐步实现发展(林毅夫,2012;林毅夫、王燕,2016;林毅夫、蒙加,2017;林毅夫、付才辉,2017)。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两个不同的分析空间,前者是(包括静态和动态的)资源配置空间,后者是(天然是动态的)结构变迁空间。
新古典经济学缺乏结构范式并不意味着其学科发展历程中人类社会缺乏结构变迁。恰恰相反,现在成熟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于惊心动魄的结构变迁现象——“工业革命之后,更准确地说是战后,尤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所缔造。如果仔细考证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不难发现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缺失结构确实事出有因: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DNA脱胎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所描述的自由市场图景,然而《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全面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1949年秋问世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定格了新古典经济学学派创始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有一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同在MIT经济系的萨缪尔森的同事索罗,于1956年定格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萨缪尔森和索罗为代表的美国剑桥学派尽管遭到了以罗宾逊夫人等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猛烈否定,但依然独霸主流经济学至今。如果细读英国剑桥学派各种杂乱的著述,总能感受到他们总想捍卫工业革命带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灵魂,尽管在他们的著述中漂浮不定。这些漂浮不定的灵魂,在笔者看来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聚焦的结构变迁。罗宾逊夫人在1956年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开篇第一句话就不留情面: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价值论——骗过去了。同时,她也接着指出了原因:毫无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动态,同时又要分析具体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用简化假设的办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事实上,如果仔细领会罗宾逊夫人的这部著作,应该会体会到她所言的动态学说绝非跨期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动态分析,而其本质应该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最优生产方式的选择问题。例如,《资本积累论》第十章的标题就是技术光谱且第1小节的标题便是技术的选择,罗宾逊夫人事实上已经讨论了最优生产函数的选择问题所要表述的思想:假如在技术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中对每种出产量只有一种生产方法,一个企业家在决定了投资计划以后(不管是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或者更换已经不能获利的设备),对于装置哪种资本财货,就不会疑惑不定。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在任何知识状态下,总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都是技术上可能的,他们用不同类型的设备提供不同的每人出产量,企业家对它们的选择决定于当时的成本和物价水平下它们的相对获利可能性。这使以前的分析大大地复杂化。
罗宾逊夫人是对的,给定生产函数求解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相对容易得多——事实上这套问题的分析目前已经非常成熟了,包括在跨期、跨部门、跨区域甚至跨国和跨代际等情景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而给定资源禀赋及其最优配置选择最优生产函数的问题则纷繁复杂。尽管如罗宾逊夫人所意识到的艰难,但对最优生产方式的选择事实上却是古典生产理论所探索的核心,而与给定生产函数求解最优投入产出的新古典生产理论却是两个分析空间的故事。
在最优生产函数选择的分析上,笔者通过设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参数化例子,即通过定义生产函数的资本密集度特征来表征生产函数,来大大简化问题的复杂性。按此思路,通过标准化的简约模型形式化了一个完整而简洁的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阐述了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向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将外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转换为内生的“AK”生产函数,推导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定理。
然而,尽管笔者赞同罗宾逊夫人所言论证很困难,但是却不同意罗宾逊夫人认为的其困难程度和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通过建立由禀赋结构内生的最优生产函数理论,其结论不论是对于人类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的选择,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等等根本性的问题都有与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政策实践启示,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快速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引言部分所介绍的关于发展与转型的新结构经济学内容,战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一样,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赶超战略发展思潮的影响,幻想通过政府的大推进一夜之间赶上发达国家,其结果适得其反,导致严重的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于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改革思潮的影响下,除了中国等少数成功的转型经济体,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依然幻想通过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实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同样适得其反,导致经济危机不断,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不论是结构主义对发展指导的失败还是新自由主义对改革指导的破产,其根源均在于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微观概念上企业自生能力”——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中的具备正常管理能力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上是无法获得正常利润的(林毅夫,2001Lin20032014)。在新结构生产理论中,也给出了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如果企业的生产函数不是最优的,那么其就不具备自生能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中,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已经作为一个暗含的前提假设,换言之,其已经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外生给定最优的了。然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生产函数是内生的,那些在当前工程技术条件下能够最大化产出或最小化投入的投入产出技术不见得是经济上而非工程上最优的,这取决于当前的禀赋结构约束。具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教科书中对生产计划有效性的定义是:如果在生产可能性集合Y中不存在y^~ ,使得y^~≥y并且y^~≠y ,那么在Y中的生产计划y就是(工程技术上)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同样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出或者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相同的产出,那么该生产计划就是(工程技术上)有效的。生产函数(与更一般的变换函数)的定义也正是基于这种生产计划有效性的定义,即生产函数——如果只有一种产出,定义生产函数:f(x)={yR中:y是与在Y中的-x相联系的最大产出}。变换函数——T: R^n→R ,用来描述工程技术上有效的生产计划的集合,其中当且仅当y是有效时,T(y)=0。正如生产函数送出最大的纯量作为投入的函数一样,变换函数则选出了最大化的净产出向量。因此,这种生产计划有效性的定义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内生选择生产函数的问题了。这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的阿基里斯之踵。毫无疑问,解决这个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雄心勃勃的目标(林毅夫,2017)。一旦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得以建立,那么毫无疑问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也将得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