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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发布时间:2017-05-24 14:42:01

付才辉(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一种(偏)微分方程思路下内生(总量)生产函数的解读》,《经济评论》2017年第3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开创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没有结构(更准确的地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而前者则倡导以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发展实践的思潮上,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缺什么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以此来改造;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覆过来了,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有什么(禀赋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把现在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逐步实现发展。在理论范式上,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是给定生产结构(生产函数),求解最优的资源配置;而新结构经济学全部颠覆过来了,给定资源最优配置(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生产函数及其变迁。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现代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函数是外生先验给定的假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最优生产结构是由所处阶段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前沿内部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果采纳对于前沿发达经济体而言是最优的生产函数,则可能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反而不利于发展。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由禀赋结构升级与生产结构升级相辅相成持续不断地推动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利用PWT8.0167个经济体1950-2011年的收入、资本存量、就业与劳动份额数据对可变与不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下的增长核算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标准的新古典索罗核算严重高估了技术进步而低估了结构变迁的贡献;相对于可变总量生产函数核算,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核算的禀赋驱动增长率平均被低估了125.53%,去掉大于0.5或小于-0.5的异常值之后也被低估了65.99%;技术进步率平均被高估了113.14%,去掉大于0.5或小于-0.5的异常值之后也被高估74.57%。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分类,以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这21个西欧及其后裔老牌工业化强国作为经济前沿发达经济体,样本中的其他经济体作为前沿内部经济体。不论是按照新古典传统的不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还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可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前沿内部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技术进步率均小于平均要素驱动的增长率。而且,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可变生产函数设定中,技术进步率平均为负数,经济增长主要由结构变迁驱动。相比较而言,按照新古典传统的不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前沿经济体平均技术进步率要大于平均要素驱动的增长率,而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可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前沿经济体平均技术进步率远低于平均禀赋驱动的增长率。因此,无论是在前沿内部经济体中还是在前沿经济体中,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大于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但前沿内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前沿发达经济体。同样,与均值相对应,前沿内部经济体和前沿经济体在可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下的技术进步率与禀赋驱动增长率的标准差均大于不变总量生产函数设定,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结构变迁是其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总之,通过由禀赋结构内生最优生产函数所建立的新结构增长模型可以看到,标准的新古典(拉姆齐)模型只不过是新结构模型的退化特例而已,基于卡尔多特征事实的新古典(拉姆齐)模型主要适宜于前沿发达经济体,而基于整个结构变迁特征事实的新结构增长模型适宜于任何处于持续不断的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经济体。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不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是一场结构革命。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给定生产函数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选择科学而言,新结构经济学这种给定资源最优配置研究最优生产结构的体系可以称之为结构的科学。然而,如何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的科学寻求一般化的数学工具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由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资源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研究最优生产函数,因此通过求解资源最优配置条件的(偏)微分方程得到最优生产函数的通解和特解就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新结构经济学数学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