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君（北京大学）

  《作为产业政策抓手的开发性金融：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评论》2017

年第3期。

在中国的引领和推动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继成立，总部分别设在上海和北京，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在多边合作框架下倡议成立发展银行的同时，中国自身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高达12万亿人民币，甚至高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发展银行的资产总和。国家开发银行不仅通过中长期融资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且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的主力银行，足迹遍布亚非拉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在引领开发性金融的复兴。二战后开发性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除了为满足发达国家战后重建的需求而催生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例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和日本开发银行（Japan Development Bank, JDB）之外，众多来自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胜利，迫切期盼加快实现工业化，纷纷宣告成立开发性金融机构。但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了资源错配、逾期债务高垒和腐败丛生等后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强调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发性金融机构陷入大衰退的境地。发展中国家纷纷启动了发展银行的私有化进程，有些发展银行被迫关闭或清算，有些被并购到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但实践表明，私有化并非是解决有效提供长期融资问题的妙药。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往往受制于短期绩效或短期利益的考量，没有意愿投资到风险大、周期长的融资项目。与此同时，官方发展援助也转而投向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社会部门，削减了对基础设施的融资。结果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为了解决长期融资紧缺的困境，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战略作用再度被重视，中国成为引领开发性金融复兴的主力军。

开发性金融的复兴亟需自主创新的发展融资理论。主流的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开发性金融开展严谨系统的学术研究。经典的金融教科书往往关注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的运作，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表述寥寥无几。开发性金融机构建立在主权信用（Sovereign Creditworthiness）的基础之上，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资金，不以效仿商业银行以追求利润或股东权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而是在确保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政府（或国家联合体）所确定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学术研究的匮乏导致主流国际发展政策界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效仿当前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培育资本市场，而忽视了具有准公共部门属性的开发性金融在促进后发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为实现自主创新的发展融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契机。新结构经济学克服了传统发展思潮的局限，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应该协同发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一国的金融结构应该服务于该国的产业结构，解决特定行业和企业所面临的融资挑战，因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往往面临着资本市场发育滞后而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亟需长期融资的巨大挑战，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是解决这一长期融资挑战的途径之一。展望开发性金融研究的前景，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引导青年学者们深入剖析“为什么需要开发性金融机构”、“何种条件下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有效提供长期融资，促进产业升级”、“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会受到过度的政府干预，同时确保其业务开展不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等基本问题。这些自主创新的发展融资理论将为开发性金融的复兴提供持久动力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