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环境保护部）、李雅楠（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

严格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产生的潜在就业问题及其社会成本备受关注。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日益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由1996年占GDP比重的0.62%上升到2014年的1.59%。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工业部门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的就业数量依然在就业结构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因此，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亟需回答的。

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均是从环境规制与就业权衡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或行业就业量的增减效应，对于环境规制引致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考察甚少。事实上，就整个经济范围而言，环境规制引致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效应同时存在，主要体现为行业内清洁就业岗位对污染就业岗位的替代和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间的就业调整。我们首先梳理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及其可能产生的宏观社会成本，在此基础上，应用微观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进行计算和分解，通过面板VAR模型估计了行业环境规制影响就业再配置的主要路径，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宏观含义。

假设经济范围内存在两个生产部门：污染部门和清洁部门。环境规制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污染部门（规制部门）与清洁部门（无规制部门）。两部门间的劳动力配置会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阻碍：一是工资的刚性程度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二是清洁生产部门的扩张程度会受到绿色生产技术进步的限制；三是信息的非完全性，污染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可能不会很容易地匹配到清洁部门。总的来说，污染行业内的劳动力再配置产生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同一行业内的劳动力更容易匹配，信息获得相对容易，有些调整仅仅是简单的生产要素替换。高污染行业与低污染行业间劳动力再配置产生的社会成本较大，再配置过程中面临的技能转换、信息滞后等方面的阻碍较强，也更容易产生失业。

基于1998-2007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我们采用面板VAR模型考察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就业损失率、就业创造率以及就业再配置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带来了劳动力在污染部门和清洁部门间的再配置，表现为污染部门的萎缩及其就业损失和清洁部门的扩张及其就业创造。其次，环境规制显著地抑制了行业内的就业创造，但是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企业进入的抑制上，而对在位企业就业扩张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就业损失上，环境规制引致了就业损失的上升，在位企业出现就业收缩，但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存在着因解雇导致的失业风险，同时被规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显著下降，这两条路径共同推动了就业的结构性调整。第三，环境规制降低了污染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和超额就业再配置，更多的就业再配置将在不同行业间进行。

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其一，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就业机会逐渐向低环境规制行业倾斜。如果环境规制的强度能够与行业污染程度相对应，那么环境规制政策的差别实施就能够实现就业结构的“绿色”调整。因此，未来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方向并不完全在于环境规制强度的一味提高，而在于与污染排放强度相称的差别环境规制政策。其二，环境规制引致行业内就业再配置强度的下降意味着环境规制引致的就业调整并不是完全的“替代”效应，跨行业的劳动力配置将更加突出。可能会因为行业间技能需求的差别降低就业的匹配程度进而产生劳动力错配和非效率。其三，劳动力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匹配能够更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实现，如何在推动经济调整的同时使得就业需求与供给更加匹配也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所需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