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尊国  王耀中  尹国君（湖南大学），《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

人口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是当前人们热议的话题。通常意义上讲，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以及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城市增长的源泉，但是还有一股重要力量在影响城市生产率差异，即选择效应。人口流动的偏向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均影响了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程度，这意味着选择效应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迁移选择，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地方产业政策差异均引起人口迁移选择具有偏向性。另一方面是竞争选择，规模更大、产业效率更高的城市里，劳动力或厂商竞争更激烈，淘汰低生产率的经济个体。

目前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中选择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若只有竞争选择而没有迁移选择，那么城市规模在地理上会呈现均匀分布；若只有迁移选择而没有竞争选择，那么所有城市的生产率是完全相同的，两种情况显然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不符合。事实上，受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越高的转移人口在集聚经济中获益更多，优秀人才将大城市作为首要迁移目的地是一种必然选择，而且随着城市人力资本累积程度增加，集聚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加剧了人口向大城市迁移趋势，集聚规模越大，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在激烈竞争选择后生存下来，以更高工资溢价雇佣优质劳动力，进一步强化集聚经济。迫于“城市病”压力的地方政府实施产业禁限、土地出让及公共产品供给控制等举措，直接或间接地对人口流动设置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度；而以政绩为导向的中小城市极尽各种产业政策吸纳更多转移人口。另外，若转移人口在土地制度、乡土情怀和同群交往等影响下做出迁移选择，那么人口流动均衡状态时城市出现地理性分割现象也是有可能的。

地方政府人口政策、产业战略、公共产品供给及人口迁移偏好异质性形成了城市与转移人口之间独特的双边匹配市场，这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高技能转移人口选择倾向，大城市高、低技能两种极端劳动人口互补性趋势反而逐渐增强，凸显出一种高低技能劳动力典型分群现象。得益于高技能人才在大城市集聚，低技能劳动人口在不可贸易的服务行业会获得大量的工作机会，如保姆、保洁工、出租车司机、快递配送员等岗位。在市场满足完全流动的基础上，激励中等技能劳动人口而非低技能劳动人口往中小城市合理有序转移是新型城镇化机会成本最低的途径之一，特大城市与中等技能劳动人口匹配价值并没有传统结论那么重要。尽管传统数据结论认为，相对于低技能劳动人口，中等技能劳动人口带来更高城市产出，而从双边市场匹配角度看，中等技能劳动人口迁移到本来就具有潜在优势的城市，是他们选择城市的结果而非完全集聚效应。此过程借助城市与人口双边匹配模型，能有效地走出选择、集聚及城市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困境。

由于医疗、教育及基础设施等优势公共资源在中心城市过度集中，高技能劳动人口源源不断涌入这些城市，更高生产率的劳动人口（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留存，这样一来，人口迁移选择会在集聚经济和城市成本之间发挥很大的作用；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或更具有创造力企业家的大城市获得更高的产出效率，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城市规模，只要全国优秀人才往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市流动，那么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并且在集聚收益与城市成本差距不断收窄的情形下，这种趋势会越演越烈，最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会逐步接近满足齐夫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