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理论上讲，伴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其资本和劳动要素均遵循供求法则，最终藉由价格来反映其稀缺程度。长期来看，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都将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互不相占，两不相欠，各自获得合理报酬份额。现实中，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富裕的剩余劳动力、抑或重工业城市偏向的经济结构，乃至技术进步偏向、人力资本差异、全球化等或供求或人为多方面原因，劳动者实际所获得的报酬似乎比他应该获得的报酬要低，在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中，劳动者分得的份额过少。往小里说，这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往大里说，这有碍消费需求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协调，关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的实现问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要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要和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换挡减速的背景下，追求公正合理的劳动报酬份额，对于调结构、促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有关劳动报酬份额的既有研究中，多从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具体原因角度来进行研究，较少直接从劳资议价能力角度来分析实际劳动报酬份额与其应得的客观公正基准劳动报酬份额的偏离程度问题。

在不先验性地对劳动者和资本方议价能力做出判定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基于劳资议价视角下的公正的基准劳动报酬份额，然后基于此判断我国实际的劳动报酬份额是偏高还是偏低，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直接对比的偏差，又避免了不同国情、劳动报酬份额计算统计口径的偏差。我们从资本市场、全球化、产业结构和制度四个方面选择10个指标，将影响劳资议价能力进而影响劳动报酬份额的多个因素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基于2000-2013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重点考察影响劳资议价各因素的最终净效果是对劳动者有利，还是对资本方有利。研究结论支持我们对当前强调内需和消费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依据。

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具有不对称性，劳资双方议价过程中，劳动者凭借其议价能力能使劳动报酬份额提高3.14个百分点，而资本方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能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4.92个百分点，最终使得实际达成的劳动报酬份额低于公正的基准劳动报酬份额1.78个百分点。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劳动报酬份额相对于基准劳动报酬份额偏低程度更高，这与我国现有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处在“U”型关系的下行阶段的既有研究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在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程度、人力资本水平、总抚养比等特征的异质性对劳资双方最终劳动报酬份额形成的作用时，发现虽然最终几乎大多数劳动者被迫接受一个低于基准份额的劳动报酬，但是下偏程度有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以及人口抚养比越低的地区，其劳动报酬份额下偏程度越低。

研究启示在于：一方面，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总体上低于资本方议价能力可能是我国劳动报酬份额长期低于公正的基准劳动报酬份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加快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人力资本等，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这对于强调内需和消费的经济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因议价能力不足而导致减少的劳动报酬份额为1.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藉由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而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进而提振内需和消费的潜力有限，因此既强调需求拉力也强调供给推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显得急迫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