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玛草  孔祥利（陕西师范大学）

《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与传递路径贡献率分解研究》，《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子代与父代收入之间的相关程度，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个人成功依靠后天努力的“自致因素”，而非家庭资源的“先赋因素”。“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热议话题意味着“代际分化已成为中国转型期的突出问题”，农民工流迁使城乡差异转化为涉及身份、公平、分隔的结构性差异。

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再到城市随迁、农村留守儿童，大部分子代农民工更希望融入主流城市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获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福利，经济、文化、行为、认同都以城里人为参照标准。但是，由于经济资本缺乏、人力资本匮乏、社会资本缺失使农民工在城市是弱势群体，结构固化使子代农民工卷入阶级再生产的过程，从父母外出务工开始，越来越多的子代农民工继承父业成为农民工，子代农民工“一只脚踏出农村贫困陷阱”的同时“另一只脚又踏入城市隔离陷阱”，仍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经济分割与社会隔离呈现出“继承性、遗传性”特征，最突出的是收入代际传递。

我们依据中国农民工实际状况，结合代际收入传递理论，估计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并分解其传递路径，对比父代未外出务工与父代外出务工不同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发现当前存在的农民工社会阶层代际复制现象。在具有较高流动性的开放社会中，对于父代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子代外出务工的“去地域化”和“非农化”使其摆脱对农村家庭禀赋的依附，劳动力流动亦属于向上流动的机制，子代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减弱；对于父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家庭，更为子代提供了随迁城市的可能、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可能，随着子代人力资本的提升、择业机会的扩张和就业能力的增强，增加了农民工家庭在两代到三代的代际流动中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最终实现城市社会融合，大大削弱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在理想模式中，父代外出务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应该小于父代未外出务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然而，通过经济社会学实证调研的数据整理与模型分析，研究发现：父代外出务工样本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大于父代未外出务工样本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这意味着父代外出务工家庭代际之间的传递性与关联性要高于父代未外出务工的家庭，也表明农民工子女没有改变父母带给他们的弱势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势地位反而通过各种路径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增强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一步，这种传递的路径是什么？我们打开不同流动系数背后的黑箱发现：对于父代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是代际收入传递的直接路径，社会资本是间接路径；对于父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家庭，代际职业传递与社会资本是最主要的传递路径，具体为子代农民工更多沉滞在与父代相同或相近的职业领域，社会区隔引致的“内卷性”认同使子代农民工“移植、复制”了与父代相同的城市生活空间和秩序，强化了社会资本在代际间的传递。

济贫之道在于赋权，“赋权减负”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思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是实现人权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所以，未来改革必须突破两方面的障碍：一是“权利赋予制度化”，政策供给主体确保赋予农民工综合权利，保证其城市生存基本福利和劳动权益，保障其居住权和子女随迁的权利，给予其子代同等的教育权和发展权，落实农民工举家、居家迁移的“家庭身份”；二是“职业流动垂直化”，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隔离与行业垄断，打破职业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降低职业门槛，畅通其向上流动渠道，提高整个社会职业阶层开放性和流动性，缩小职业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