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玲红（中国农业科学院）、魏国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刘宇（中国科学院）

《非关税措施的量化研究进展》，《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以非关税措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升温，中国的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世界贸易增速已经连续四年低于3%，远低于过去20年间5%的平均增速。在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的情况下，虽然全球范围内有一些贸易自由化的新规则出台，以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及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为代表的非关税措施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越来越大。非关税措施给中国带来了许多贸易冲突，部分中国产品甚至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例如中国2014年有36.1%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755.2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3.2%）。受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困难，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率在2009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都是负值，2015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

近年来贸易谈判的焦点已经转向了非关税措施，量化非关税措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例如2013年12月世贸组织达成了历史性的巴厘岛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围绕非关税措施展开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中涉及到的海关合作、简化通关、原产地规则、预裁定、装船前检验等均是非关税措施条款。非关税措施的研究是个棘手的问题，即使获取精确定义也是难事，因为它只表明自己不是关税，而没说自己是什么，外加隐蔽性和数据指标匮乏等原因，使得非关税措施的量化研究困难重重。

关税以外的阻碍贸易的因素都可统称为非关税措施，其特性决定了量化研究的难点。非关税措施有四大特性:无价性，不像关税那样明码标价；隐蔽性，许多因素表面看来和贸易毫无瓜葛，但它们却拐弯抹角地阻碍贸易；争议性，隐蔽且难量化，必然成为贸易谈判的绊脚石；重叠性，一种产品常受多种壁垒的眷顾，令人难以单独厘清主次。这些特性使得非关税措施难以量化，但研究者还是研究它们对价格、贸易、生产和消费的影响。

非关税措施的基本量化方法有比率指标、价格比较、贸易流量和一般均衡四大类，它们虽然各有利弊，但易获取数据的贸易流量法居于核心地位。比率指标能衡量国家和产业层面的非关税措施的影响，但它无法处理产品被完全禁止进口的情况；价格比较法能直观地展示非关税措施对价格的影响，但它需要极高质量的数据，这就降低了它的实际操作性；贸易流量法大多以引力模型来研究非关税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再借助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者便能计算关税等价等能直接用于价格比较的指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内生性问题是该方法的最大瓶颈；在计算出关税等价后，便能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非关税措施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但该方法难以对入境后的保护效应和供需曲线的移动效应进行分析。

数据是非关税措施量化研究的基础，众多国际机构最新的公开数据库可以满足国内研究者的基本需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是非关税通报数据的重要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的SPS-IMS数据库包含较全面的SPS通报数据，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数据库、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农药CODEX数据库、日本食品化学研究基金会数据库也是非关税措施数据的重要来源。

隐蔽且难以量化的非关税措施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阻力，非关税措施的量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实证研究能使非关税措施的影响透明化，进而为解决贸易纠纷和进行贸易谈判提供依据。对经济学家而言，引入非关税措施能有效地提高已有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但实证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种改进主要取决于可获取数据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