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小明（赣州银行），《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

促进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劳动力市场整体教育结构优化，是政府和社会发展一直以来的重要目标。通过外部政策措施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普遍做法，包括增加对就业人员的义务培训，鼓励单位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在职学习活动，放宽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和参加学历教育准入条件，降低在职人员入学考试门槛等。这些做法也确实起到了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市场教育结构优化。但是从长远来看，实施外部政策措施容易造成政策维持成本较大、教育机会在在职和非在职人员间不公平等问题。是否存在某种经济因素能够促进劳动者自主延长受教育年限或主动寻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试图观察对外开放对劳动力自主提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基于筛选-匹配机制已经给出的微观解释是，出口增长应该能够提高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水平，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作用：企业方面，出口增长表明企业将面临更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因而促使企业提高筛选门槛，以保证招聘更多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从事生产和管理工作，而学历是素质和技能的良好信号，所以现实中往往表现为企业更多地招聘高学历人才。劳动力方面，出口贸易增长对企业带来的员工素质要求，增加了劳动力搜寻匹配到合适工作的成本，进一步促使劳动力自主提高受教育水平以向企业展示素质和技能，从而普遍提高企业能够招聘到高学历劳动力的概率。宏观层面是否也会出现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宏观层面的“筛选-匹配”机制同样通过企业和劳动力两方面发挥作用，但效果可能有所不同。企业方面，宏观层面的出口增长当然直接来源于该地区出口企业出口产品规模的提高，表明出口企业有能力获得更高利润和具备更强市场竞争力，这将通过“示范效应”（即促使内销企业通过招聘高学历人才缩小与出口企业在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的差距）和“竞争效应”（出口企业竞争力增强同时带来对内销企业产品竞争压力的增大，迫使内销企业招聘高学历人才应对激烈竞争）鼓励内销企业同样偏向于招聘高学历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方面的效应会有很大差别。因为企业只有内销和出口两类，因此在所有企业都偏向于招聘高学历人才的背景下，在地区层面高学历劳动力存量容易出现供给不足，因而更多的应该是鼓励低学历劳动力通过延长自身受教育年限，最终进入内销企业。

综上分析得出的命题是：出口增长鼓励低学历劳动力延长受教育年限，对已经是高学历的劳动力（即高学历劳动力存量）教育促进作用有限。利用CHIP数据验证了以上命题，并且发现出口对已婚和农业户口劳动力自主提升受教育水平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因此我们相信，促进城市的对外开放能够起到优化劳动力市场学历结构的作用，但是要真正实现高低学历劳动力、农业和非农户口劳动力、未婚和已婚劳动力学历结构的全面优化，恐怕提升出口贸易质量要比简单扩大出口贸易规模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