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飞（华中农业大学）、刘海云（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OFDI是否促进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基于结构传导机制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汹涌澎湃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通过实施以利用外资为主体的“引进来”战略，承接了来自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加工制造业，逐渐演变为“世界工厂”。外资进入固然有利于中国直接运用国外成熟的生产技术和消化国内过剩劳动力，实现经济赶超，但也成为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分工地位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渐步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以谋求国内结构升级便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任务。然而，传统的观点是，“走出去”和“引进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它们构成了一国资本项目变化的不同方向，两者联系更是无从说起。该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应有的产业联系“纽带”。事实上，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多样性，不可避免会对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东道国的产业发展优势又必然会成为外资企业投资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这就需要综合考虑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结构调整而对利用外资的间接影响。其中，以资源获取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补充国内稀缺资源和带动中间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会造成传统制造业升级动力不足的弊端；以效率获取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向国外剥离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同时，也会造成国内短期的结构性失业；以市场获取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绕开东道国设立的贸易壁垒以及向国外输出过剩产能，但也会形成对国内出口部门的“挤出”；以技术获取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补充国内企业研发资本和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会造成对国外技术的过分依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弊端。由此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发展优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而会影响到中国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和结构特征。鉴于此，我们以制造业作为分析对象，实证考察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关联性，以便为中国优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通过使用GMM检验方法，我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利用外资有着直接正向影响，也会通过国内结构调整对利用外资产生间接影响。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现实，我们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的结构影响路径分别归因于解除国内资源瓶颈、剥离低端生产环节、输出过剩产能和反向技术溢出。伴随着制造业类型和地理区位的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从制造业类型看，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外资规模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则有利于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外资规模增加。从地理区位看，资源、效率和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而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则会有效促进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然后，我们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的影响差异，并发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加快实施效率和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分工地位优化和生产率提升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新优势。

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平衡发展和有效互动，需要增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匹配程度，形成促进利用外资的持久机

制。尤其应注意实施多重动机导向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对制造业外资进入的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措施，以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作为重要目标，吸引更多新兴制造业外资流入，形成“走出去”-结构优化-“引进来”的良性循环。同时，要以优化区域间制造业分工布局和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质量为目标，国内各地区应审时度势，依靠特定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来强化产业特色与竞争力，以此吸引更大规模外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