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女性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流动妇女。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目标1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5为实现性别平等，向所有妇女和女孩赋权。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以及实现性别平等，实质上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的妇女贫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简称“两不愁、三保障”）。这表明，我国现有的扶贫开发方针已经超越了增加收入的单一目标，而是从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出发，旨在实现多维度综合脱贫目标。

什么是贫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不足，而是一种能力的被剥夺现象。我国学者王小林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对“贫困”的定义要比英文poverty一词更形象准确。汉语的“贫困”由“贫”和“困”两个字组成，“贫”实质上反映的是贫困的经济维度（或者说收入/消费贫困），既包括收入不足以满足“不愁吃、不愁穿”这样的基本需要，也暗含着财产权利的赋权和分割分别是消除贫困的手段和可能带来贫困的原因。“困”既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包含着个人或家庭处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陷于发展困境之中。“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就是要消除这三种困境，反映贫困人口已经实现的福利状态。除了客观困境，也可能处于主观困境。

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贫困状况可以发现，从收入视角衡量，无论是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即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还是用流动人口输入地（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流动妇女都已脱贫。但用多维贫困理论评价流动妇女的贫困情况却发现，收入脱贫掩盖了流动妇女的真实贫困。

如果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测量客观的“贫”和“困”，可以发现，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生活水平维度最为贫困，然后依次为教育培训、健康、收入。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五个维度测量客观的“贫”和主观的“困”发现，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社会融入维度最为贫困，然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其中，最需改善的主观福利指标为社会关系，然后依次为城市归属感、工作满意度。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农村户籍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妇女。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分解的结果也显示，受教育年限短的流动妇女在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程度三方面均高于受教育年限长的流动妇女。

由此可见，对于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而言，在摆脱了用收入衡量的绝对贫困后，社会融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相对贫困问题，也是建立包容性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议，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促进流动人口实现多维度城镇化，让流动妇女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进一步健全有效的贫困识别机制，使其覆盖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强对流动妇女的能力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保障妇女权益，在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实现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