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最终产品形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第二产业的产品往往具有实物形态，并易于储藏，而第三产业的产品则大多无形，并即时消费，往往无法积累。以往的研究都使用了相同的方法来分析两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忽视了两者在产出方面的这种异质性，而也正是这种异质性造就了二、三产业可贸易程度的不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第二产业界定为可贸易部门，而将第三产业界定为不可贸易部门，随着服务业可贸易程度的增加，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差异逐渐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差异。如果考虑两个产业在最终产品形态上的异质性，通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来解释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或许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思路和方式。

笔者由李嘉图连续统模型推导出相应的计量公式，并使用1999-2013年有关季度数据和平滑过渡回归模型对上述思路和方式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讲，制成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在国际资本流动、技术交流、知识共享等过程中得到较快的提升，而服务品较为复杂且其可贸易程度较低，会更多地与本国的要素禀赋和人力资本相结合相联系，进行国际交流和转移的难度相对较大，因此服务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达到像制成品部门那样的劳动生产率，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服务贸易的相对弱势有关系。对于政策部门而言，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服务产品的可贸易程度、为新型服务贸易部门提供各种政策和法规支持，是使其更多地接受国际先进技术熏陶、实现国际先进技术交流的有效手段，也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