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婷（武汉大学）、代谦（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中国的海外贸易，在唐宋之际处于大发展阶段。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建立了专门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是经济全面高涨的一种表现。宋朝的海外贸易和经济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宋朝经济远胜前朝，其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通过长江、黄河等水道交通进行流通和交易，进一步扩展了海外贸易。但宋朝之后，中国人口压力变大，逐渐形成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内卷化”增长过程，水路运输的发展也呈现出“内卷化”，无法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由此可见，宋朝的海外贸易在整个中国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以宋朝海外贸易为例，从物流运输角度解释宋朝贸易的繁荣，识别前工业社会水路运输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

我们想验证海外贸易对河流的依赖。由于海外贸易由市舶司管理，所以海外贸易收入一方面与市舶司的地理环境、贸易网络、交通网络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与市舶司官员的行为和个人秉性相关。因此，我们采用基于宋朝官员个体和市舶司当政时间的面板数据。计量中，我们无法直接测度海外贸易对水网的依赖，但可通过观察自然灾害中洪灾对贸易的影响，来看出海外贸易对水路交通的依赖。洪灾首先会影响水路运输，如果能够观察到洪灾对海外贸易有显著影响，则可认为当时的海外贸易依赖水路交通；如果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则会得到当时的海外贸易并不依赖水路的结论。如果各地水网交通各异，自然灾害（特别是洪灾）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也相应变化，我们就能够进一步验证出海外贸易依赖水路运输。

首先，以宋朝市舶司官员任职年份的该市舶司贸易收入额为被解释变量，对其任职地自然灾害（包括洪灾、旱灾和其他灾害）发生数进行回归得出：自然灾害能够通过影响水路交通作用于海外贸易；洪灾的影响更为直接，海外贸易对水路交通的依赖程度很深。

其次，珠江临近广州，长江临近杭州和明州，而泉州和密州并未临近大江大河，这就表示五大市舶司（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水网分布存在差异。为验证各市舶司贸易收入受到洪灾冲击的影响在不同水路交通情况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我们分别用各市舶司收入额对其洪灾发生数进行回归得出：洪灾会影响水路交通进而对海外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水路运输条件越好的市舶司，贸易收入受影响越大。

最后，引入洪灾发生数与市舶司所在地水网密度的交互项得到：市舶司所在地的自然河流和运河分布越密集、水路运输条件越好，当地的海外贸易收入就越高。

古代中国，成本低、运量大的水路运输系统对货物流转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们以宋朝水路运输和海外贸易为例，验证了12、13世纪中国的水路运输对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宋朝海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国历史上“唐宋变革”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