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月  臧旭恒 (山东大学)，《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经济生活中，每个家庭均面临着消费还是储蓄的抉择，而这种决策行为是以家庭综合权衡社会环境、收入预期、资产状况等条件下所做出的。其中，家庭资产规模、价值、变现能力等对于家庭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均起着关键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居民家庭资产构成日益多元化，资产如房产价值的变化可以带来财富水平的变动，而居民资产价值的变动所带来的消费支出方面的变动我们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财富效应的研究与国家扩大内需的相关政策是息息相关的。

在完全信息下，居民可以无成本地获取影响其消费与储蓄行为等经济活动的所有信息，且基于这些信息，可以对未来做出无偏估计。这是众多传统消费理论的隐含假定之一。但现实中很多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或信息更新是缓慢的，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自身消费习惯的影响，这一系列粘性的因素会导致相关政策刺激、资产价值变化等带来的财富效应出现延续和滞后。基于传统消费理论基础上的财富效应测度大都是采用协整模型对消费与财富、收入的关系做出判断，而用协整的方法估计财富效应存在两点问题：一是消费与收入及财富间稳定协整向量的存在需要众多参数在估计区间内保持稳定，如收入增长率、利率、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及贴现率等，而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随时有可能打破这一假设前提，导致这一长期均衡关系不存在；二是即使稳定的协整向量存在，如此持久的动态关系估计需要数百年的可靠数据支持，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由于协整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大量经验研究所证明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卡罗尔（Carroll）等结合消费增长的动态演变规律，于2011年提出了一种度量财富效应的新方法，认为消费粘性下财富效应存在两大维度：速度（speed）与力度（strength），从而使消费粘性与财富效应很好地结合起来。消费对于资产冲击的反应是有速度的，而其力度则取决于消费粘性的大小及作用的时间区间。具体来说，这种速度和力度使得在估计时财富效应可分为直接财富效应（本期资产冲击对下一期消费的直接影响）和累积财富效应（由之前各期的粘性影响累积加总得出）。使用上述方法，通过借助计量经济工具，我们得出我国消费粘性系数为0.6左右，意味着每个季度有60%的消费者受到消费习惯或更新信息滞后等因素的影响，而使消费出现粘性，消费的路径依赖性较强。2000年后，我国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不断推出各项改革，同时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也出现普遍上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预期难免会不断增大。对各类资产的直接财富效应和累积财富效应的估计结果虽显著，但数值很小，基本可以忽略。因此，从研究结果来看，家庭资产价值变动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甚微，似乎降低资产交易成本，增加资产的变现能力，比单纯提升资产规模和价值要更有意义。随着日前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出台， 我们认为政策关注点除了集中在增加产业有效供给下实现宏观供需匹配上，还应在改善微观消费者行为上。以增强微观居民家庭消费意愿为目标，如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家庭资产的变现能力，降低流动性约束；建立符合各地区实际的多层次、多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逐渐消除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使居民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降低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