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荣辉  原毅军（大连理工大学）

《产业集聚动态演化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产业集聚成为我国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发展模式。产业集聚是基于分工深化而形成的空间组织形式，不仅兼具市场与企业的双重优势，而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知识溢出等特点，在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获得集聚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中国大量企业选址于市场经济更为发达和活跃的沿海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的工业企业总数在全国占比已由1978年的44.39%攀升至2008年的72.10%，虽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该指标至2012年仍然高达64.58%。与此同时，中国污染减排工作也初具成效，单位产出的SO₂排放量自1980年的0.3520（万吨/亿元）降至2013年的0.0036。简单的数据分析显示，产业集聚与污染减排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这一问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集聚外部性是否来源于同一产业，产业集聚可划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模式。专业化集聚理论强调同行业的知识溢出营造了协同创新的环境，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高及企业信息成本的降低；多样化集聚理论则认为重要的知识溢出往往来自于产业之外，互补知识在产业间的溢出更能促进创新搜寻，从而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可见，不同的集聚模式对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就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问题而言，两种集聚模式是否具有不同的环境外部性？究竟是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污染减排，还是多样化集聚？同时，产业集聚的发展表现为一个逐渐推进的、周期性的演化过程，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特征，那么产业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是否因不同演化阶段而有所差异？

研究结论表明：（1）专业化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当专业化集聚处于形成或成长阶段时，集群内环保知识、技术的外溢和集体学习，大大提高了清洁生产技术和节能治污技术的水平，而公共治污设施的共享实现了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此时，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当专业化集聚进一步演化、扩张，区内资源供给出现短缺，“拥塞效应”超过集聚效应，专业化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逐渐被负外部性所抵消。（2）多样化集聚的阶段性演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更为复杂。当集聚初步形成时，较小的生产规模意味着较低的污染排放水平，基础的治污设施足以满足此时的需求；进而，集聚规模的加速扩张导致污染排放量大幅攀升，加之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而进一步引致能源投入的增加，因此减排效应被大大削弱；随着集聚规模趋于稳定，成熟的技术、专业的环保产业以及多样化产业间形成的物质循环系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当集群的容量渐进饱和，过时的技术和僵化的结构将集聚锁定在既已形成的发展路径中，多样化集聚的衰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环境质量的恶化。（3）与专业化集聚相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污染减排。这是因为，中国的专业化集聚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一家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地方政府可能因为利益驱使而放松环境管制，纵容企业的污染行为；另一类则主要由同质化的中小企业组成，以加工贸易、为外资企业贴牌生产为主，这种“企业扎堆”的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反而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能源过度消耗。而多样化集聚更能充分发挥竞争效应，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努力降低能源消耗和边际治污成本，因此更能够促进污染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