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发布时间：2016-02-18 08:58:56
徐淑丹（中国人民大学）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结构之研判：兼论财政政策的效力与可持续性》，《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
政府投资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而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2010年随着该投资计划的结束，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增大，为增强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2012年地方政府投资力度持续增加。这些非常时期增加的政府投资虽然使我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失衡、地方投融资风险扩大等问题也愈渐突出。
面对政府投资带来的正负效应，如何增强政府投资的有效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沃特（Ott）等国内外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具有长期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具有短期正效应。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力和可持续性。
我们利用1986-2013年的财政收入和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构建基于投资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对政府投资进行历史模拟，研究自2008年以来政府投资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对比2008-2010年政府投资增加和无政府投资增加以及2009-2013年“持续性”政府投资增加的政策模拟结果，表明政府投资短期内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提高通货膨胀率，但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作用有限。从产业方面看，早期政府投资对于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强于第三产业。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行业上看，政府投资在不同行业投资的表现上具有不同特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而对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较低。
我们将早期四万亿政府投资结构与上述无导向性的政府投资结构对比，发现早期政府投资结构的可持续性不强，应根据其稳定性和带动作用调整投资结构，在具有较强短期拉动作用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增加长期效应明显的、具有投资持续力的行业投资百分比，如医疗、教育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从而转变政府投资结构，加强对经济效益以外的民生、生态指标的投入。
我们选择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新常态”下政府的投资结构，实证结果表明“新常态”下的PPP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公开透明的信息制度，有效优化了政府投资结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分担传统政府投资中的部分功能，比如对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等的投资。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也表现出进一步市场化的潜力，同时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也表现出比早期政府投资更优的投资结构。而公共化程度较高的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及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投资仍需传统政府投资的引导。
总之，保持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正效应，就需要保证政府投资有一个持续有效的增长幅度。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在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带动效应外，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利用市场化手段积极引导有效的政府投资并采取适当的投资流向监控手段，对于保持政府投资在新常态下的长期可持续性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