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为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而医疗保险缴费率为单位缴费8%，个人缴费2%。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缴费所关联的养老保险和公共健康政策问题，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目前这种养老保险与公共健康政策之间的匹配模式合理吗？

 

对该问题的分析建立在包括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个部门的代际交叠模型上，用来考察长寿风险是否会强化代理人在消费需求与健康需求之间的资源争夺。首先将人口寿命内生化以探讨公共健康政策对长寿风险的影响，假设生存概率和人口寿命由关于健康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消费（投资）决定。将人口寿命纳入效用函数，代理人通过关注退休后生存时间来平滑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以提升其生存保障水平。在纳入养老保险机制后，模型可以分析养老保险机制与其他公共健康政策的有效配合问题，从福利机制的结构来考察养老保险与公共健康政策间的寿命倾向。

 

理论结果为：一、最优状态下长寿偏好的功能。长寿偏好只影响退休期的消费，“最优”退休寿命受长寿偏好、生存概率和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部门间相对工资的影响。二、均衡状态下长寿偏好的功能。资本劳动弹性系数越大，长寿偏好越小，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均衡就业人口就越多；如果资本劳动弹性系数大于长寿偏好，则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均衡就业人口要大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均衡就业人口。三、养老保险机制与长寿偏好间的双向调节功能。养老保险机制通过长寿偏好来影响长寿风险，而长寿偏好又可以调节养老保险机制的实施效果，体现代理人对养老保险政策合理性的真实判断。四、长寿偏好下养老保险机制的自我修复特征。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保障系统具有本性的自我破坏性，倾向于天然的脆弱性，但在长寿偏好的约束和驱动下，高养老金替代水平对均衡劳动力的数量由资本密集型部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的规模具有约束作用，均衡人口寿命的增加也导致经济增长，养老保险机制具有自我修复特征。

 

对两种政策的最优匹配进行仿真分析，可将两种政策进行4种组合：高效率和低效率公共政策对强势和弱势养老保险机制。研究发现，对高效率公共健康政策，最优缴费率从9.8%变化到17.8%，可以支撑的生存概率达到非常稳定的96%，可以支撑的退休寿命至少达到最高退休寿命的80%。对低效率公共健康政策，最优缴费率从9.0%变化到42.3%，可以支撑的生存概率不到85%，而可以支撑的退休寿命不到最高退休寿命的80%。不论高效率还是低效率公共政策，在动态上如果强制性征收较大的缴费数额，则公共分配政策需要匹配以更多的份额，将政府健康支出分配给工作的一代以进行激励，但在静态上仍要以更多的份额分配给退休后的老年一代以进行补偿。

 

对不同国家的两种政策间的匹配特征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德国，养老和医疗保险分别占工资的19.9%和14.25%，对照模型计算的结果，最优缴费率应不超过20%，因此，德国的两种政策组合只是高效率均衡非最优组合。美国实施的是低缴费率制度，其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仅为40%，刚好落在高效的公共分配政策对应的合理区域内，因此，美国的两种政策组合接近高效率均衡最优组合。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和公共健康政策可以归结为低水平低效率均衡最优组合之列，所以，不能断定中国人口寿命的提高是养老保险与公共健康政策的直接结果。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达到目前的高位是由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机制以及公共健康分配制度的运行效果所内生决定的，在其他政策没有有效配合时，盲目降低缴费率不能达到均衡状态下的最优“代际”健康资源分配状态。因此，高缴费率可能是中国目前养老保险与公共健康低水平政策组合为维持“代际”均衡最优健康资源分配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