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债务问题成为国际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欧美抑或是中国，债务的风险均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尤其是面对各国惊人的政府债务水平，学术界与政策制定领域均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古老命题，并引发了国际经济领域的一场大辩论，至今仍未有共识达成。然而，在这场讨论中，规模占据绝对优势的私人债务的风险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

 

众所周知，政府债务是把双刃剑，它能够平稳经济，实现代际转移提高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过度的政府债务同样会影响资本的积累，挤出投资，同时造成税收的扭曲；Arai等（2013）利用理论模型，论证了“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往往同时发生，因此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并没有不少学者所宣扬的那么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政府债务问题推向了争论的焦点，在欧洲，德国主导之下，欧元区国家被迫踏上了痛苦的紧缩之路，“政府债务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也成为德国所倡导的财政巩固政策的理论基础，如今“财政紧缩”这剂苦药却在欧洲遭受广泛而强烈的质疑，欧洲数年的节衣缩食并未换来经济的复苏，大面积的衰退仍在延续。由此可见面对各国惊人的政府债务水平，财政巩固是必要的，然而这并不是欧洲重启增长的关键。

 

私人部门债务的增长往往刺激消费和投资，造成经济过热的景象，长期中又会不断推高资产价格，加剧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势必造成一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和产出的大幅下滑，短暂的繁荣之后衰退随之而来。尤其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同样将使企业面临更强的偿还压力，大幅度降低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和存活能力，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对于银行业危机这一极端事件，私人债务更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观点认为危机通常根源于信贷膨胀出错（Credit booms gone wrong）。

 

上述结论集中回答了我们究竟应该为何种债务而担忧的问题，围绕全球经济的辩论仍在继续。这种辩论日益呈现出简单化的趋势，欧债危机爆发以及美国财政问题使得大多数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债务规模不断上升这一问题之上，却忽视了在债务总额中占据更大部分的私人债务的危害性。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如果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不能降低至合理的水平，各国的复苏过程仍然会漫长而痛苦，金融风险也同样难以化解，加上财政紧缩所造成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将会使欧元区危机的化解遥遥无期。

 

进入2012年以来，外界对中国债务问题的担忧不断加剧，地方债务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IMF的统计中国政府债务占比GDP为25.8%，尽管存在地方融资平台的不透明性及方法、口径上的差异，似乎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私人债务却在急剧膨胀，根据标普和路透社的估计，2014年中国企业债务规模已经达到160%，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而且过去五年严重恶化。相比地方政府而言，债台高筑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违约，甚至诱发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部门沉重的债务负担将成为经济平稳运行的持续威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摆脱困境的一个基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