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参与或干预辖区经济运行的行为特征是理解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关键。立足于“属地化分级管理”和“行政化逐级发包”这两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地方政府为了“抓经济发展主动权”或者获得职位晋升的资本进而对金融系统进行干预的内在激励一直存在。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以及金融深化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抑制性发展之间的嵌入或关联在经济增长层面是否具有真实的显著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进是强化还是削弱了？进一步，金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其不仅能够在产值和税收方面作出直接贡献，而且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外部性作用。那么，政府与金融的政治关联对经济增长除了具有直接作用之外，是否还通过前沿技术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这两个间接途径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对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产生启示意义。

通过严格的计量检验发现，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变量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我国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两者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层面确实呈现出了嵌入或互补关系。这种政府-金融之间的政治关联之所以存在既根源于我国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一直以来实际具备的控制、干预以及讨价还价能力，又来源于财政支出缺口压力、基于GDP绩效的人事任命考核以及横向官员晋升锦标赛等因素所塑造的内在激励。与此同时，2008-2011年之后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联合作用已经无法减缓各自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负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还告诉我们，政府-金融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联作用仍然远大于通过两个效率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且其通过资本配置效率中介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前沿技术效率中介。

值得强调的是，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将关键变量发挥作用的时间演变趋势以及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二者的联合作用纳入回归模型，就可以调和现有文献判断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时非正即负的矛盾。同时，在识别政府-金融联合作用的间接路径时我们也需要抛弃那种基于交互项的辨别方法，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原因在于交互项刻画的其实是变量作用强度发生变化的条件而不是作用路径。

我国的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效率型与质量型发展目标尚未实现。我们期望的是政府-金融之间的政治关联能够被政府职能转变与金融自由化改革割裂，并最终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政府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倾向于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最终造成了普遍的低效率与经济扭曲。只有当政府支出与金融发展两者既能够发挥直接的刺激增长作用，又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提升前沿技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发挥间接效应时，才真正符合了政府职能转换以及金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