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在过去三十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近20年，以年均超过1%的速度高速推进，可总结出三条城镇化路径：

一是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更主要的是季节性务工与务农结合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即所谓“农民工”。但除了身在城市，他们并不能享受与本地户口身份相关的各种福利，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随着大城市规模的迅速成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的大规模出现表明其容纳外来人口的能力也在逐渐下降，加剧的区域经济差距也不容许过度扩大个别城市规模。

二是农村就地或就市镇政府所在地进行社区化建设或小城镇化。自2006年开始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在2010年前后山东诸城等地出现了“赶农民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中达到高潮，但凸显了巨大的弊端。大量农村原有住宅和耕地一夜间被推平，接着建造质量低劣、配套设施不全的高层居民楼在市镇附近平地而起，农民被迫放弃赖以谋生的土地，没有后续生存保障的同时“被赶上楼”或“被城镇化”。尽管小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一方面，这种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甚至仅仅是一刀切式的城镇化方式常常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农民没有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城镇化。另一方面，“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小城镇化模式无法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经济这一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作用，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

三是农民实现非农就业，迁往中等规模的县城。这条道路可以看作前两种路径的折中，既不会造成大中城市的过度拥挤和“伪城镇化”，又能较为容易实现人口非农化，真实改善人口非农化后的福利水平。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空间巨大：2012年，除市辖区外，中国有1938个县级单位（368个县级市、1453个县和117个自治县）。2011年，全国县域 （县和县级市）内人口总数达9.6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1.11%；除四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外，其余26个省份的县域人口比例均超过50%。但县域非农人口比例分别为21.90%，远远低于全国34.71%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符合经济规律：县城的“生态位”处于大城市和农村之间，县域城镇化要求农民跨越的空间、经济和社会距离较短，可接受性高。

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县域城镇化能取长补短，较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但是研究表明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并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非农就业转化。一方面，对无法取得户籍身份的城镇常住劳动力来说，经典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力迁移后获得实际收入更高的工作，而高收入的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等素质需求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接受充分教育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更加难以取得满意的工作，而且城镇生活成本普遍较高而难以支付，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抑制了劳动力就业的转移。另外，对希望取得城镇户籍迁移的劳动力来说，城镇户籍身份的取得包括户籍的买卖“农转非”、农民土地被征用后转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以及在城镇地区就业或与城镇居民结婚等，收入差距加大意味着农村居民相对更加贫穷，导致转移劳动力没有足够的资金通过以上渠道获得城镇居民身份。

因此我们认为解决城乡差距的过度扩大才能有效推进县域城镇化。首先，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城乡永久迁徙的障碍。其次，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再次，通过提高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高城镇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和接纳能力。最后，通过改善县域整体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打破城乡藩篱，提高经济要素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