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目前国际上发展成果最为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发展”这个字眼以及与之相关的理念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脉络之中，诸如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主流话语无时不在彰显着“发展”在当今时代洪流中至高无上的引领作用。最近几年，尤其随着中国作为“发展经验输出国”的角色日渐凸显，有关中国发展经验的梳理、反思与国际化传播日渐成为焦点。与之相反的是，我国与“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相关学科建设工作却呈现出较为滞后的状况。

事实上，在西方欧美等国均具有完善的发展研究学科建制，尤其是在发展研究建制最为完善的英国，其境内共有33所大学设有发展研究类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共有近700多研究人员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世界级学术期刊及发展研究学术网络等支撑着整个西方发展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完善与发展。在理论上，现代发展研究作为一种西方人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自二战后开始发育，并借助于二战后新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发展机构、欧盟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发展机构和各个国家的双边发展机构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兴起的非政府组织等载体不断落实、修缮、传播与强化着这些发展理论，从而维系着二战后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秩序。可以说，西方的发展研究已经发育成为一个集研究、教学与实践为一体的发展全产业链，这个链条中的研究机构负责设计发展政策，发展机构负责实施发展计划和项目，大学及培训机构负责人才的培育，整个链条的主要使命是参照发达国家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理念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规则。由于这一产业链条的宗旨宣称的是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贫困、社会动荡，因此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反观我国，“发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尽管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而开始萌芽，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教育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的关注。由于中国在“引进来”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自我经验的积累和主导性，因而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借助“发展援助”这个载体在中国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这导致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内生性的发展理念与实践，比如改革开放初“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指导方针，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等发展实践都是中国按照自身所处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来确定的发展优先序和路径选择的结果。这些发展经验一方面难以用现成的西方发展理论所解释，另一方面，又面临不断总结与理论化以便利于分享与对话的需求和压力。目前中国的GDP已居于世界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国家纷纷“向东看”，在联合国大会、中非合作论坛、G20等各个平台上表达了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好奇，希望了解中国发展的案例，而西方发展研究知识界也纷纷表达出对中国发展实践与理论的困惑，希望展开进一步合作与对话的可能，比如位于英国萨塞克大学的发展研究院（IDS）正在开展新的发展研究教学体系改革，希望吸纳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发展研究学者的知识贡献。

在此背景下，中国急需大力推动发展研究，从而应对我国内部不断深化发展所产生的挑战和外部影响力不断扩张时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当前，中国已经联合了其他新兴国家设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此同时，还新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一系列新的国际发展机构和机制来落实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

分享，这些平台都能发挥发展研究知识的生产、应用与推广的作用。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份额的增加，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的资本、劳动力、思想、产品内向和外向流动的国家，我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推动、传播当前与西方现有的国际发展理论不一致的新型发展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