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建国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产业结构变迁对于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引起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经典论文的研究思路，国内的部分研究学者分别从需求和供给视角对引起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进行了解读。诚然，收入的持续增加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因素的前提下，技术进步（供给视角）无疑更具解释力。然而，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我国企业的“二元”（国有-民营）结构对于企业的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分析产业结构变迁背后的所有制基础，我们基于“外部性”通过一个扩展的“增长拖累”模型说明了所有制结构对于企业的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时的努力程度和产出水平相比，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民营企业的努力程度和产出水平降低，而国有企业虽然可以弥补外部性，但却会造成软预算约束成本。那么，当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超过了软预算约束成本时，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将会引起产业结构变迁和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反之，民营企业则将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间产品的生产中，并引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一步，我们还基于1997-2011年的省际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研究命题。

上述结论表明，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我国企业的“二元”结构特征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赶超”战略时期，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虽然产生了“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成本，但同时也弥补了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的技术和金融外部性，由于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超过了软预算约束成本，故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促进了产业结构变迁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随着外部性的逐渐减弱和软预算约束成本的逐渐增加，国有企业的“产业溢出”效应和“增长溢出”效应逐渐降低，“产业拖累”效应和“增长拖累”效应将日益显现，一旦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被软预算约束成本所抵消，所有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转变便势在必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期，民营企业因为很好地弥补了“软预算约束”成本，故民营企业比重的增加实现了进一步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奇迹。

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具体包括体制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方面）日益减弱，结构转型的速度也逐渐趋缓，并进一步对持续经济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构成了严重挑战。我们似乎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当何去何从？应该可以明确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虽然可以很好地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在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技术前沿的过程中，“自主创新”在持续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一方面，民营企业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和信贷约束，使其在选择进行“自主创新”时顾虑重重，并最终使我们掉入“比较优势陷阱”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对本该发挥作用弥补创新“外部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其在监督和激励机制上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却无法解决创新中所要求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引起“创新效率”损失。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当外部性较大时，国有企业可以作为一种次优的产权安排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我们证实了国有企业这种相对效率的存在：如果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超过了软预算约束成本，国有企业应该可以成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那么据此引申出的政策性含义便是继续进行监督和激励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实现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并弥补创新外部性。这不仅会对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本身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是推动结构转型，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