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结构、技能匹配与比较优势

发布时间：2015-03-23 11:20:43

邵文波李坤望王永进（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的出口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新形势下，传统的低成本和高能耗的出口竞争方式已难以为继。在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背景之下，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就成为当务之急。

传统对比较优势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展开，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后来的赫克歇尔和俄林，都是在试图说明一个道理：针对不同产品的生产，不同国家的成本有差异，因此国家应致力于出口其本身具备成本优势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放松了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后，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得以实现，企业出口绩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竞争优势，归根结底，还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造成企业出口绩效改善。

总体而言，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和企业层面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反应了出口的竞争力。不过，这两个层面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什么？已有研究分别从专业化分工、要素禀赋差异等方面考察国家层面比较优势差异；企业层面的竞争优势差异则体现在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方面，如管理、技术进步等。但这些却都无法解释以下事实：

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两国的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相似，但中国和印度出口的产品却存在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制造业，对印度出口最多的是机电制造业和电子行业，相反印度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业，比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日本和美国的情况相似，日本较多出口制作复杂的消费品，而美国则较多出口体现个体贡献的产品或服务。显然，不同国家的贸易模式不能完全由要素禀赋或规模经济来进行解释。企业层面情况类似，比如诺基亚手机一向以品质过硬著称，其生产团队联系紧密；苹果手机则相反，虽然其品质也非常好，但是其赖以生存的主要是创新的功能。从生产方面来看，这两个企业采用的生产组织完全不同，由此也形成了迥异的竞争方式。

针对以上的对比分析可见，从分工模式来看，一些国家出口更多集中于生产工艺需要密切合作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则出口更多体现个体贡献的产品或服务。同样，不同企业在生产组织中对于团队合作的要求也有显著的差异。

鉴于已有研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此有必要挖掘新的视角。从技术特点来看，有些产品的生产需要技能水平相当的劳动力配合完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团队型生产；相反，另一些产品生产主要依赖于少数高技能劳动力的效率，我们姑且称之为明星型生产。

因此，如果一国大部分劳动力技能接近（人力资本分布集中），那么该国在团队型生产的行业或企业上就有优势，相反，则在明星型生产的行业或企业上有优势。进一步对行业细分：生产中对团队合作要求越高，要求劳动力技能水平就越接近，据此可以对行业进行排序。在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的前提下，由于明星型生产行业要求高低技能劳动力搭配生产，团队型生产行业则相反，最终均衡必然是团队合作生产要求最低的明星型生产行业吸引了最高和最低技能的劳动力搭配生产，团队合作生产要求次低的行业吸引次高和次低技能的劳动力，如此直至团队合作生产要求最高的团队型生产行业吸引了最接近于均值的部分劳动力，在国家的人力资本分布中，不同行业均有其“特定技能匹配”的劳动力。

因此，国家的人力资本结构必须与行业“特定技能匹配”劳动力匹配，如此才能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为此，一方面，“调结构”有必要与教育政策结合，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人力资本结构的比例，以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的整体规划上必须注重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尽量降低“错配”造成的损失；而企业在雇佣中不能“唯学历”论，同样要重视劳动力的技能匹配，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