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高福利是人们追寻的最终目标，那么幸福感（快乐）无疑是个人福利水平最直观的反映。近年来，政府和公众更加关注居民的幸福感问题。而在当前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流动群体的幸福感尤其值得重视。

关于居民幸福感，国内外文献均有较多涉及。在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成为现有文献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关于人口迁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较少。2009年，Knight和Gunatilaka首次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主观福利与迁移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城市间移民的幸福感，低于未迁移的农村居民。事实上，迁移通过改变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状况，使迁移者的幸福感发生两个不同方向的变化。一方面，迁移会给迁移者带来负面影响，健康状况、物价和房价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居住环境恶化等，都会降低迁移者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迁移对迁移者的幸福感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这具体表现在就业机会增加、资源获取更加便利、心理因素等方面。

与迁移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户籍身份缺失对幸福感的影响体现为负面效应。虽然当前我国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流动人口在迁移所在地不能完全公平地分享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物品。这种并非与生俱来的非本地户籍身份所带来的缺失感，在选择迁移后陡然与日俱增，从而会降低迁移者幸福感。

现有文献未能将迁移行为和户籍获取结合起来，分析其对幸福感的影响，而且研究方法选择上的缺陷导致其结果难免存在较大偏误。如考察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地将迁移者和未迁移者进行比较，因为两类人群的诸多特征存在差异。基于2006年的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06），运用更加合理的估计方法研究人口迁移和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获取户籍者与原市民获得较高幸福感的概率最高时的年收入为5.47万元，高于整体的年收入平均值；未获取户籍者这一数值高达37万元（“收入-幸福”饱和点），这一群体的年均收入仅为1.55万元，距离其收入-幸福感倒U型曲线的顶点有着更大的距离。可见，幸福悖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第二，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幸福感，而未获取户籍迁移导致幸福感更低，这一影响主要由于缺失所在城市户籍身份导致。未获取户籍的迁移者幸福感更低，是因为与户籍相关的因素降低了未获取户籍者的幸福感，即归因于迁移后由于户籍歧视等而“流失”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