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迅速提高到2013年的34.5%，一举实现了从精英式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跨越，成千上万的家庭受益于高校扩招政策。然而，与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上升趋势相背离的是，政府财政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却相对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部分地区部分高校的学费上涨速度非常快。由此导致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中，财政性经费占比下降，学杂费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据相关年份《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1998年高等教育经费总计约587.03亿，其中财政预算经费约355.17亿，占60.5%；学杂费收入85.47亿，占14.56%。2007年，高等教育经费达到3762.3亿，其中财政预算经费投入为1600亿，占42.53%；学杂费收入1280亿，占34.02%。随着近年来中央不断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学费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动的直接显性后果是，居民直接负担的大学学费及其相关费用不断上涨，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关“限涨令”来抑制各大高校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离现象呢？这与政府高等教育供给中采取的策略性行为密切相关。在知识经济里，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也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家长们将其子女送入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以确保其子女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得到更好的工作职位，得到更高的收入，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居民家庭的刚性需求。因此，即使政府不投入任何经费发展高等教育，市场也会逐渐供给高等教育以满足家庭的需求。随着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补贴力度，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份额相比纯市场供给会下降，家庭对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更高。也就是说，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越多，越能吸引居民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力度。

然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扩大和投入增加，并不能相应地提高政府财政投入高等教育的相对力度，甚至会对政府财政高等教育支出造成负激励。原因在于，我国尚没有形成法律化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出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高校收费政策实施以后，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垄断供给方，逐渐意识到高等教育是居民家庭的刚性需求，即使提高学费也不至于降低居民的高等教育需求。因此，政府具有采取策略行为的空间，在不断提高学费的同时，降低财政投入力度。事实上，基于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也发现，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有利于引出更多居民高等教育投入，而居民投入越多却不能引出更多的政府支出。

应当如何来矫正这种背离，更好地督促政府履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职能呢？一直以来，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足，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直到2012年才达到4%的目标。各级教育发展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经费紧缺问题，高等教育更是如此。这与我国的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法治化程度较低有很大关系，高等教育经费保障缺乏明晰的可执行法律法规的约束。基于此，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要完善高等教育拨款标准和拨款细则，以清晰明确的拨款制度规则落实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经费投入责任；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学费以及资助政策，明确高等教育的收费目录及收费标准，加大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三是要推进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更好地鼓励非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发展高等教育。